摘要：目前学术界通过广泛的族别、区域等比较研究对藏彝走廊民族文化及民族关系研究展开广泛的探讨。然而，目前有关藏彝走廊回族的研究成果还较为罕见。由于回族分布广、马帮贸易繁荣，加之清中期回民起义失败等原因，出现回族人口分布格局由交通沿线居住向边疆迁移的新特点，进而决定了回族在藏彝走廊中文化和族际互动频繁与典型的事实。就文化发展与民族关系而言，藏彝走廊地区回族显现出的文化多样性、族群化、和谐共生民族关系等典型特性，必将成为藏彝走廊研究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藏彝走廊  回族族群  族谋  中间圈

　　目前学术界通过广泛的族别、区域等比较研究对藏彝走廊民族文化及民族关系研究展开广泛的探讨。然而，目前有关藏彝走廊回族的研究成果还较为罕见。由于回族分布广、马帮贸易繁荣，加之清中期回民起义失败等原因，出现回族人口分布格局由交通沿线居住向边疆迁移的新特点，进而决定了回族在藏彝走廊中文化和族际互动频繁与典型的事实。就文化发展与民族关系而言，藏彝走廊地区回族显现出的文化多样性、族群化、和谐共生民族关系等特性必将成为藏彝走廊研究重要的典范。

　　一、回族：藏彝走廊中一个熟悉而陌生的人群

　　1910 年传教士海恩波出版了《伊斯兰在中国：一个被忽视的问题》(Islam in China:a Neglected Problem)一书，全书最为出彩的内容是传递了一个讯息：在中国社会历史中对于伊斯兰教及穆斯林研究的长期忽视是一种学术界研究的常态和惯性。另外，1997 年历史学家乔纳森·李普曼(Jonathan N.Lipman)完成了著作《熟悉的陌生人》(Familiar Strangers)，整本书旨在指出回族有着高度接近汉族的社会文化外貌，却因宗教文化差异而存在不被了解的陌生感。在当下中国民族学界十分热捧的“藏彝走廊”研究中，如海恩波与李普曼所断言一样，对于伊斯兰教与穆斯林(尤其回族)的研究忽视是显而易见的，外界对回族的熟悉而陌生印象依然是一个普遍现象。

　　“藏彝走廊”是已故的著名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于1978年首先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藏彝走廊是费孝通先生对甘、青、川、滇四省及西藏东部的昌都地区历史至今民族频繁迁移、多民族文化不间断交融的历史考究而总结提出的，是对以往民族研究只以独立的某个民族为对象，而不研究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范式的反思。此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界围绕此概念展开了大量深入的相关研究。截至2016年12月，在中国知网查阅有关“藏彝走廊”的期刊、会议论文、学位论文，其中篇名的共计222条，主题的共计533条，关键词的共计469条，足见成果十分丰硕。这些已有研究中形成了对藏彝走廊地理范围、民族分类、文化类型为专题内容的研究。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又以文化与民族二者的研究最多。

　　从文化而论，考虑到藏彝走廊民族流动与文化互动的历史与现实，有的学者将研究视野转移到区域性文化区这一主题。其中以石硕教授为代表的藏彝走廊研究者在综合考虑民族、文化、地理空间三要素的基础上，着重以自称、语言、历史记忆和宗教信仰为标志，将藏彝走廊从整体上划分为七个文化区提出关于藏彝走廊中七大文化区的划分。[1]即羌( 尔玛) 文化区、嘉绒文化区、康巴文化区、彝文化区、纳系文化区、雅砻江流域及以东保留“地脚话”的藏族支系文化区和滇西怒江-高黎贡山怒、傈僳、独龙族文化区。[2]

　　文化区的划分是对藏彝走廊研究理论和研究视角的一次提升，弥合了人类学、民族学对区域研究与族群研究传统的分离，通过跨区域族群与文化的综合研究，实现了区域与族群的合体。但石硕教授提出七大文化区的划分仅是一个笼统的类别式理解，他认为这样的划分客观上存在着“遗漏”。最大的不足之处是，在文化区划分的标准依据、地理范围、民族等方面都存在一些与文化区不一致的地方。他提到了汉族、回族因其“广泛而分散”，难以归属，“只好暂时略去”。[3]这即是说，无论是作为民族来分析，回族群体并未成为一个纳入藏彝走廊被观察的对象，还是从文化来论，伊斯兰教文化难以在藏彝走廊中被归类，其过于分散难以形成区域性的文化，也缺乏稳定的文化互动。这一“难题”正好说明了藏彝走廊地理单元的复杂性、民族流动的长期性、社会文化的异质性事实，多元复杂的人群与文化是难以用某种单一概念能够完全涵括的。

　　变化中的文化和人群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互动与接触，除去宏观理论的建构，微观视角下族际互动与文化交流的历史与价值同样应该予以重视。对于那些长期存在于藏彝走廊历史与现实中的文化与历史，不仅需要发掘，更需要被重新发现与理解。对藏彝走廊历史文化与人群世界的个案回顾，不单是能够填补走廊历史研究的遗漏，同时不失为规避众多研究范式在众多边缘性个案和区域解释时所表现出的力不从心与捉襟见肘的尴尬。

　　无论是从地理单元或是民族文化的观察路径，还是从不同族群文化之间渊源关系的文化区考虑，这些研究视角或范式的提出，一个显眼的目的是，主观试图将藏彝走廊纷繁复杂的民族和文化历史与现实毫无遗漏地统合起来，并赋予最合理的分析模式与解释依据。然而，伴随越来越多新鲜个案的发现，这些研究范式与视角已露出许多弊端。其中较为影响的为台湾学者王明珂所著《羌在汉藏之间》，一个显著的发现是羌族与羌文化对于华夏族群与华夏文明的反思性。书中表述了羌族对于汉藏的民族实体和文化意义一直发挥着“输血”功能，都是十分重要的。更为重要的是，此民族志不断描述了羌与汉藏的文化历史渊源，并因族际互动的紧密程度实现了不同族属的认同现实，解释了历史与现实中汉藏两大民族文明对于羌族影响的不同，进而产生出不同的民族认同。之后的一些学者(张曦等)认为羌族在整个走廊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提出了“藏羌彝走廊”概念。

　　因经济联系与族际互动在藏彝走廊所实现的族际竞争、冲突、融合、和谐关系变得丰富多彩，文化变迁与族际互动也呈现出复杂的内容，从中能够发现许多文化的新样本与族群。越来越多的族群发现，不断充实了藏彝走廊民族研究的内容，证明了藏彝走廊不能仅视为藏缅语族迁徙的通道而存在。对于藏彝走廊的观察有待发现更多的文化内容与族群主体，对于文化历史与民族关系的探讨，不再是类别式的区分，而是多维度综合的解释。

　　事实存在于藏彝走廊的“藏回”“白回”等族群，未成为如王明珂所关注的羌族一样，成为研究的经典案例，也未成为藏彝走廊研究中的“典范”或典型，其在整个走廊文化多样性与族际互动的历史与意义被置于忽视、忽略的境地。

　　二、族群化：藏彝走廊回族族群的发现

　　从历史记忆与族源来看，元代回族已经广泛分布于藏彝走廊的交通沿线，于街市集镇之地建盖清真寺，聚寺而居。藏彝走廊地区多元民族文化的时刻背景，成为发生文化涵化较典型的地区之一，区域内的回族文化多样性尤为突出。由于长期的交流交往，多元文化生存环境下的回族发生了文化涵化现象，有着文化多样性的文化共享特征，成为回族文化族群。其中，以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回族族群最为典型。

　　(一) 迪庆“藏回”族群及文化多样性

　　云南迪庆藏区均有“藏回”分布，据2010年人口统计，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共有回族1568人，[4]约占总人口的0.39%。在香格里拉县的中心镇和三坝乡，德钦县升平镇，维西县的保和镇和白济乡等地都有回族分布， 其中香格里拉县的三坝乡回族是最为集中的。[5]由于这些回族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藏族文化生活的影响，而在文化生活上大多表现为藏族特征，如日常用语中有一部分为藏族，饲养牦牛、喜吃酥油茶、着藏服、喜好藏族歌舞等，故被其他民族称为“藏回”，藏族则其称为“古格”(意思是“戴白帽的人”)。

　　就云南“藏回”族群而言，其形成是在回族移民和藏族长期频繁地文化生活交往，回族对藏族社会生活及文化的积极适应结果。可以得知，刚迁徙来藏区的回族面对强势的藏族文化时所做出的选择就是“入乡随俗”的主动适应。这样的文化变迁及适应过程具有多重维度的社会功能：首先，基于生活便利与实用，快速适应藏区自然人文环境特点，讲藏族语言，穿藏族服饰，居住和饮食也同于藏族。其次，在居住与交往现实背景下，积极展开生产互助、生活互伶、经济互嵌、社会互融、文化共享的多元族际交往。最后，打破族内婚限制，大量与藏族通婚，通过婚姻制度调整，加强民族融合。通过代际传承，自幼生活于藏族周围，耳濡目染对藏族的生活和文化很熟悉，对藏族的感情一代代增强，转化为“藏回”族群文化特征的不断定型与凝聚。

　　积极适应，实现生存始终是群体文化变迁的根本动力。云南“藏回”族群的身份认同主要为回族，文化特征上则表现为藏化，所发生的文化变迁与回族文化有着相似的“同而不化”特性。在“藏回”生活中伊斯兰教信仰呈现为碎片式的族群传承，同时允许多元宗教信仰与之并存，这与传统回族的民族与宗教的“二元一体”有所不同。然而，族群物质生活和精神享受方面所呈现出的藏化，并没有完全意味着对藏族身份与文化的彻底认同。在现实中，云南“藏回”族群认同情况是复杂的，呈现出主体性差异与区域性差异的特点。从文化结构和文化认同现状来看，“藏回”族群的社会文化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完全藏化，即文化乃至身份的藏族变化，主要以旺池卡村为典型;二是继续藏化，即文化生活的藏族模式化，但身份牢固的回族认同，主要以安南村为典型;三是回归回族，即向回族文化的不断回归和构建，主要以哈巴村为典型。“藏回”三种不同文化变迁路径的现实，深深显现出其文化多样性形成原因的复杂性。

　　云南“藏回”族群文化结构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一半一半”，即回藏二元一体的文化并存结构。“藏回”族群的文化结构由社会文化、生活习俗与宗教仪式几个部分组成，显现出文化与习俗方面的藏化，宗教生活的回化，回与藏两种文化相互交织的文化结构特征。正是这样对传统的不离不弃，对新文化的灵活采借，“藏回”族群文化的多样性才不断得以存留与展现。

　　(二) 大理“白回”族群及文化多样性

　　历史上回族与周围的白族在生产互助、生活往来、经济交换等方面关系密切，所以白族的住房、服饰、语言、习俗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一地区的回族。因为具有白族与回族两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学术界称呼他们为“白回”。“白回”族群主要分布于大理点苍山东麓，洱海以西之间的一条狭窄坝子内，主要集中于洱海坝子和邓川坝子。沿点苍山东麓山脚分散成村，主要在现今大(理)丽(江)公路，214国道沿线分布。主要分布在大理、洱源、剑川三个市县，共13个村。[6]大理市与洱源县“白回”最为集中，人口数量多。大理市有珂里庄、上兴庄、喜洲街、峨琅哨、美坝村、小街、大营;洱源县有士庞村、鸡鸣村、三枚村、回果;剑川县有桑岭、西凤两村。其中，以大理市回族文化的区域差异最为明显，大理市回族处于汉文化区与白族文化区的交汇之地，由此在文化特征上形成“白回”与汉回两种村落文化差异，民间俗称为“上五村(白回)，下五村(汉回)”。[7]以大理古城为界，南北各分布着五个回族村，古城以北的珂里庄、上兴庄、喜洲街、峨琅哨、美坝村与白族毗邻，交错杂居，形成5个“白回”族群村落;古城以南的南五里桥、下兑、丰呈庄、中龙龛、小关邑与汉族、白族毗邻杂居，这5个回族村没有发生白化现象。

　　大理地区“白回”族群所显现出的白化现象有着自身独特的特点，总体而言，“白回”族群表现为外层物质生活的白化与内层精神信仰的回化。一方面，“白回”对白语的熟悉掌握，使得他们成为另一种以白族语为母语的白语人群。妇女对白族服饰的传承，是出于商品经济欠发达，衣服选择有限的生活需求满足，还表露出族群内心对白族服饰文化的亲睐。白族民居较好的就地取材，发挥实用功能，加之白族建筑沿袭了江南山水园林建筑风格，并有所创新，使得白族民居成为了远近不同民族竞相模仿的“典范”。这样的建筑风格广泛运用到了民居、亭楼、清真寺等建筑物上，使得“白回”一般人家的房屋、门楼、庭院、山水毫无例外地彰显了白族建筑的精湛技艺。甚至菜肴的选择，节庆的参与都掺杂着白族的文化踪影。与白族接近的文化外貌和生活仪式是众多“白回”一直未变的内容，这样的文化类型使得这些生活于白族中间的回族有了外形上的白族文化范式，极大地便利了自身族群的经济来往与社会活动，拓展了族群的生存能力。

　　出乎意料的是，在文化同质的现实里，回与白两个族群的文化认知与族群边界却从未消失。这是因为“白回”在对白族文化内容的积极吸收过程中，却又牢固地保持着回族固有的伊斯兰教宗教信仰。因为宗教的维系，使得这些几乎被彻底白化的人群，却能够同而未化，不断与白族接近，却不被同化。对于回族的自我认知与宗教笃信，“白回”从中能够形成清晰的族群边界与族群认同。语言中白语与少量宗教用语交错使用，新创了一种中国穆斯林的内部语言;服饰中头巾或白帽的穆斯林元素添加，提升了穆斯林世界的审美视角水平;建筑上的中国元素与西土圣域的结合，使得“中西合璧”的建筑在地方上成为典范，更加引入注目，稍逊一筹。

　　回族宗教信仰的传承是维系“白回”族群认同的重要途径，也是建构“白回”族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内容。大理“白回”族群文化的共性主要表现在回族身份的自我认同及伊斯兰教信仰存在的独一性两个方面。然而，因地区差异和族际互动情况不同，各地的“白回”文化类型存在一些差异。就大理地区“白回”族群的文化特征来看，大理市“白回”主要生活在交通沿线，经济发达，交通便利，信息畅通，在与白族进行日常生活交往的同时，与其他地区的回族及汉族社会的接触并未间断，依旧频繁，使得这些“白回”的文化特征更多显现在语言和建筑方面。剑川的“白回”族群生活于汉、白、回交错杂居的自然环境中，族际之间的交往频繁而深入，这样的交往中还发生了族际通婚的结果。在此族际居住格局和文化影响作用下，这些地区的“白回”文化特征中更加显现出白族文化内容。洱源“白回”的文化中存在一些有别于白族的文化内容和解释方式，这样的文化细微差异，成为“白回”回族身份及伊斯兰教信仰的重要标志，在现代经济与信息便捷的作用下，“白回”的回族文化走向更加趋于明显，白化趋势有所变化。与之的剑川“白回”的语言、服饰等文化内容更加接近白族，文化及习俗几乎完全同质于周围白族，白化在一段时期里还继续成为大理地区“白回”的文化特征。

　　三、多样与共生：藏彝走廊回族的文化与民族关系

　　美国学者施坚雅对中国西南边疆社会与市场的研究中，他发现至少在西南地区“中国的市场体系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范围，而且有重要的社会范围。特别是基层市场体系，它的社会范围对于研究农民阶层和农民与其他阶层间的关系都值得给予更多关注。”[8]与此，另一位研究中国边疆的同行拉铁摩尔在对西北边疆的研究中，提到了云南大理的“白衣人”(白族)与穆斯林(回族)在经济活动中的活跃身影，并为自己未能深入这一地区对这些人群进行细致研究表示遗憾。拉氏的这一遗憾并未成为国内外后来学者们的一个研究兴趣点，而是习惯性视为观察的“盲点”。藏彝走廊地区部分回族文化呈现出的“少数民族化”，以及回族与多个族群之间关系的复杂多变却始终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仅对“边缘性回族”“回族亚族群”为理论介入点的“藏回”“白回”族群的研究较少将其个案研究置于整个藏彝走廊背景中，更没有形成研究比较交流与成果整合。相比之下，近年来以纳西族、白族为切入点观察藏彝走廊地区族际经济交往与文化互动的研究成果涌现出来，大大丰富了藏彝走廊中的经济视角与族际互动案例。

　　回族在文化交融和族际互动方面既是藏彝走廊里的一个客观事实，又是一个典型。然而，这样的事实仅收到部分学者的关注与认可。藏族学者对云南香格里拉县回藏民族关系的田野研究，得出了“藏族与回族的文化交流最频繁、最深入、最民间”的结论。[9]另有可见的研究成果中，从回藏经济交往及民族关系进行研究，以及对文化藏化的“藏回”族群认同进行讨论等数篇文章略有涉及，碎片式的个案与专题研究始终没有将藏彝走廊回族文化的历史变迁及族际互动脉络完整地加以研究。总之，在多年的藏彝走廊研究中，有关回族文化、经济、社会、族群关系的研究却极为稀少。

　　伴随清中期全国各地回民起义失败，大量的内地回民因战乱避难不断四处迁徙，一部分被迫迁往藏彝走廊腹地。作为较晚进入藏彝走廊区域的回族，人口分布更加趋于分散，回族人口居住呈现出由交通沿线城镇为中心居住向边塞农村迁移的新格局。由于回族分布广、马帮贸易繁荣，回族在藏彝走廊中扮演着极为复杂的社会角色，尤其在民族关系方面显现出独特的历史与特点。“回在汉藏彝之间”的生存现实，使得饱含历史的藏彝走廊回族所显现出的文化多样性、族际互动关系与族群认同更具特性。在藏彝走廊的历史时空中，回族的流动性频繁，马帮贸易贯穿整个走廊地带，族际经济文化交往存在历史持久和范围跨度深广的特点。由此，可推论回族在文化和族群互动方面内容自然极为丰富，这些回族的文化特性和族际关系有着自身独特的发展方向，回族研究理应成为藏彝走廊研究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然而，在藏彝走廊民族关系研究中，事实上，有关回族民族关系的研究极为罕见。

　　另一方面，国内外回族研究大多关注于回族人口较为集中的西北、华中、云南、海南等地，主要围绕回族文化与回汉关系进行探讨。相比而言，回族研究学界对于藏彝走廊区域内回族群体的文化与历史的注视是严重不足的。藏彝走廊区域不足以成为回族社会的典型社会一般，藏彝走廊回族长期处于研究区域与研究主体的边缘之地。总体而言，不仅是区域性研究的藏彝走廊，还是回族研究，都没有形成区域与民族重合的“藏彝走廊回族”研究视角。回族在藏彝走廊历史与研究现实的巨大反差，原因是历史事实的问题，是边缘性的话题，还是研究价值不够，未能引起学者们的重视，无论原因何在，都表现出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漠视。

　　人类学素来偏爱边缘研究，从边缘来反思中心，既是全面理解研究对象的必经之路，也是获得大众共识的较佳方式。本研究借以梳理历史，试图对走廊回族与不同的人群、文化发生的际遇、接触、竞争、冲突、融合进行社会场景还原，将历史与现实中演绎出的丰富多彩文化交流与族际互动予以思考。同时，奢望本研究能够略微慰籍石硕、海恩波等前辈同仁内心的学术遗憾，并借以引起更多同仁对这一现象予以注目。

　　四、“中间人”：藏彝走廊回族的经济族媒角色

　　在民族-区域为中心，注重族群流动研究视角的主流范式之外，因交通媒介所展开的经贸往来，形成的“通道”研究成为族际互动的一个新视角。藏彝走廊的地理范围，大致与历史上的“西南丝绸之路”及“茶马古道”在地理空间上存在着高度的重合。之所以出现纵横交错的道路，并不单纯是人口迁移的路线，而是与商业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些通道是经济与地理交叉衍生出的一个概念。

　　藏彝走廊族别研究较少运用经济学，在民族关系研究中也没有深入探索民族经济交往的历史与作用。实际上，因地理区隔与民族经济属性的限制，使得走廊山区与坝区，高原与峡谷之间的不同人群必须通过交换来满足各自的生活需求。同时，随之利益的驱使，商贸使得不同地理环境中的物质与人群牢固地捆绑在一起，实现着密切的族际交往。历史上，青藏高原与云贵高地之间河谷纵横，气候恶劣，交通闭塞，区域间的经济往来长期停留于狭小的地理内。同一山脊中不同海拔地带，或一条峡谷不同流域的人群之间仅能进行简单的物物交易。组织性规模化的茶马互市与茶马贸易成为打破走廊经济历史局面的重要标志，开启了走廊商品经济的发展历史。茶马贸易历史悠久，早期的“茶马互市”是官办的边贸经济，这样的物资交易由于定时期、定数额、定品类，交易方式过于僵化，不够灵活实用，因此对边疆民族商品经济影响不明显。明清之际，西南边疆地区兴起的以私营为主的茶马贸易，不断兴盛起来，不仅仅取代了官方的边贸，还加快了边疆商品经济的发展步伐。

　　在藏彝走廊地区以马匹形式出现的跨区域经贸往来历史久远，而有规模，组织性极强，跨区域范围广，贸易内容复杂的马帮身影更多活动于明末清初。至20世纪60年代，马帮成为走廊内外最主要的经济交往方式。此时，从事边疆商贸者的主要角色已不是晋商、徽商、浙商，取而代之的是汉、回、白、藏、纳西、彝等民族为代表的西南民族马帮。众所周知，在西南边疆地区，历史上的马帮贸易是实现山区与坝区、高原与平原地理区位中的不同人群经济所需的重要途径。事实上，藏彝走廊与茶马古道(贸易)这一对概念是相互重叠的，茶马古道所经过的许多重要驿站、城镇、集市正是藏彝走廊族群迁徙之路，因茶马贸易的疏通，沿商贸之路不断形成一个个人口聚集，贸易兴盛的城镇。马帮贸易的深入使得藏彝走廊地区的交通、经济、社会、文化获得了一次历史发展机遇。就民族接触交往与文化的传播而言，茶马贸易搭建了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近距离和深入互动的平台，由经济交往展开的多层次全方位的族际及文化互动成为可能。

　　在滇、川、藏毗邻地区族际交往中马帮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频繁往来于不同的地区和民族之间。这些马帮商人大部分还是以经济商贸为目的，实现物质贩运与贸易，满足不同民族生活之需。作为主要马帮活动的云南来说，历史上的马帮主要以汉、白、纳西、回、藏、彝五个民族最具代表性，其中尤以回族马帮的规模最大，其经营活动的范围最广，资金最雄厚，持续时间最长，社会影响最巨。早期的费孝通、江应樑等民族学家对临夏、滇南的边疆考察中，不约而同地看到了回族在边疆民族地区商品经济发展与跨国对外贸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0]无独有偶，在边疆史地研究中，回族马帮的身影得到进一步的显现，先是国外学者指出：云南从事长途马帮商贸者，主要是回回人，[11]之后当代众多学者认为行走于西南与西北区域之间的主要人群是汉族和回族。[12]

　　在历史中，云南回族马帮不仅仅是开创了滇缅贸易，还是滇藏、川藏茶马线路与西南丝绸之路等多条商贸通道的主要开拓者与经营者。[13]回族远途马帮的足迹遍布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南亚诸国, 在西南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之间起桥梁作用的“中间人”主要回族马帮贸易，为西南地区的对外交通贸易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西南丝绸之路的发展和繁荣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4]在内地与边疆历史上，回族通过经济行为，活跃了区域经济，促进了边疆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成为重要的民族经济“中间人”，始终扮演着族谋的重要角色。由此可见，回族马帮将贸易从内地发展到边疆，完成了将藏彝走廊、河西走廊与河湟走廊等多条商道之间的互通。此外，伴随马帮贸易的发展延伸，逐步拓展至缅甸、泰国、印度、尼泊尔等地，形成跨国贸易，由此构筑起纷繁复杂的跨区域商贸网络。

　　五、中间圈：藏彝走廊回族研究展望

　　在藏彝走廊上，不同宗教、不同物品、不同势力的分离与交织，为我们研究文化接触、冲突与并存早就了一个内容丰富的“文化区”。[15]王铭铭提出中国人类学研究可划分为核心圈、中间圈和外圈的“三圈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基于对国内外对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中心-边缘二元视角的不满，更加接近费孝通先生“多元一体”思想的影响，对过于强调政治话语纵向关系历史研究的反驳，主张重视区域内外横向关系，注重文化史、口述史、经济关系、民族关系。

　　回族长时期以汉族文化为核心，语言、居住等同于汉习俗，学习儒学入仕，心理上较容易接受汉文化，仅在精神信仰上归属于伊斯兰文化。我们看到史书仅将这些回族先民记录为“番客”“回回人”，政府也是仅划定户籍而不认可其为中华境内的一个民族(准确地说应该是国民)，追究原因是因为回族长期被认为早已被同化为汉族，而宗教上有所区分而已。于中国大地回族历史进程中同化于汉族“汉化”“华变”几乎完全占据着我们的视野。然而客观上回族亚族群的社会文化变迁路径却与“华变”大相径庭，所以进行回族亚族群研究是对回族“汉化”“华变”单一定论的驳斥，是重新评判回族民族性特征和民族界定的重要实例。藏彝走廊地带“藏回”“白回”等回族新兴族群的出现探讨了回与汉、藏、白等众多族群之间，伊斯兰文明与华夏文明、地方性族群文化之间三维的文化视角与族群关系，而不简单的是回与汉，汉与夷，中心与边缘。

　　穿梭于藏彝走廊各区域的回族牛帮和马帮商贸往来，使得各区域之间物资实现畅通，拉动了多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此同时，在持久的商贸往来中，区域内的各个民族加深了彼此的文化接触，区域性文化共享成为生活在这一区域内各个民族的一个共同之处。伴随社会文化的的深入化发展，沿着茶马古道和马帮贸易路线，藏彝走廊区域内的回族不断迁移和经济往来，出现了回族分布“大分散，小聚居”格局的进一步发展。另外，回族主流的社会文化发展路径出现了向边疆多民族文化变迁的分化和融合，回汉关系逐渐拓展出回藏、回彝、回白等新的民族关系现实。

　　回族新族群的案例事实是费孝通先生提出藏彝走廊概念，佐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鲜活案例与有力论据。通过回族马帮/牛帮商贸，藏彝走廊经济上拉近了与内地的发展差距，文化的传播也自然实现频繁和畅通，使得这一区域的文化社会呈现出有别于中原核心区域与边疆区域的“中间圈”，成为跨越在两种文化社会形态之间的过渡地带。藏彝走廊文化上的多元性、族群文化的差异性与共性、历史记忆与社会演化的密切性都突出表达了因流动历史而形成的“中间”“同质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殊性。这些特性的构建是经历人口长时期的频繁迁移流动，商贸、生活、文化等历史因素的重复鞣制而成的。回族作为新兴的族群，伴随跨区域商贸活动的深入及新移民点的建立，为维护族群利益和文化传播，积极适应地方性文化，成为区域文化共享的一分子，凝结自身生存智慧，在构建藏彝走廊同质地带与区域历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藏彝走廊区域之间形成了一个区域性市场，这一结果成为长期维系中国西南边疆稳定统一的重要链环,同时更是见证汉、藏、纳西、白、回、普米、傈僳等沿途各民族相互尊重彼此发展差异,主动寻求彼此间的文化适应,发挥自身历史文化特色和各民族的自我发展优势,共同参与、相互扶持,共同受益,促进各民族和谐发展的历史纽带。对新时期西部各民族共生发展关系的构建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16]在众多藏彝走廊研究视角中，差序格局、多元文化与社会共生显得尤为重要。差序是现实，多元是过程，共生是结果。处于多元文化交汇之中，各族群的主观意愿都是希望在社会生活的每个画面中能够找寻到自身的族群性踪影。面对多元利益关联与生存压力的现实，族群社会总是在谋求与其他群体的共同之处来跨越边界。在文化藩篱的微观视野里，更多的是通过构筑共同的历史记忆、文化传统、经济纽带、社会网络等方式的族际互动，转换为族群间的熟悉和亲密。多元(多样性)与共生(和谐)是藏彝走廊的两个特征，多元是事实，共生是机制。[17]藏彝走廊中族群文化和族群关系蕴藏着丰富的理论知识与经验探讨，透过族群多元文化构建与社会共生整合的观察，有助于加强我们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认同，也是探索相互嵌入式民族关系的重要捷径。

　　注释：

　　[1]石硕;邹立波：“藏彝走廊中藏文化的影响与辐射”，《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15页。

　　[2]石硕：“关于藏彝走廊的民族与文化格局—试论藏彝走廊的文化分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年第12 期，第10页。

　　[3]石硕：“关于藏彝走廊的民族与文化格局—试论藏彝走廊的文化分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年第12 期，第6页。“在综合考虑并兼顾各核心文化因素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初步分区方案，总体上还较粗略，在考虑地域、民族、语言等因素上或许还有遗漏之处。如在藏彝走廊北部也存在一些草地( 牧区) 藏族，他们虽分布于藏彝走廊的范围内，但因其主要操安多方言( 草地话) ，在文化面貌上也主要与甘青一带的安多藏族大体一致，故未将其划入本文所言的任何一个文化区。此外，以上分区方案主要以藏彝走廊中的世居民族为主，故分区中未涉及藏彝走廊中的回族和汉族。我们知道，回族至迟到元代就已出现在藏彝走廊中，但由于回族和汉族在藏彝走廊中具有广泛而分散且主要聚居于城镇及城镇周边的特点，难以像对待其他民族地区那样在空间上进行划分，因此只好暂时略去。”

　　[4]《云南省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上册)》，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注:这一数据与2014年迪庆州人民政府官网数据差距大。

　　[5]刘群主编：《迪庆藏族自治州州志》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228—1229页。

　　[6]原洱源县小街和大营两村2004年划归大理市，原大理市有珂里庄、上兴庄、喜洲街、峨琅哨、美坝5个“白回”村。

　　[7]民间并没有“白回”与“汉回”的称谓，这里为了进行文化特征区特进行此划类，仅为说明文化特殊性。

　　[8]袁剑：“拉铁摩尔与施坚雅—边疆研究内亚范式与西南传统中的歧异与互通”，《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2期，第3页。

　　[9]次旦顿珠、益西曲珍：“藏穆之路的回藏关系—云南省香格里拉三坝乡安南村田野调查”，《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96页。

　　[10]参见费孝通：《临夏行》;江应樑：《滇南沙甸回族农村调查》。

　　[11]〔英〕福布斯著 姚继德译：《泰国北部的淇籍穆斯林--秦霍人》，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

　　[12]马宗保：“近现代回族商业经济的繁荣及其原因—兼与晋商、徽商的比较”，《宁夏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陈声柏：“一位外国传教士眼中的甘南族群关系—埃克瓦尔：《甘肃藏区边境文化关系》评述”，《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这些论文分析了晋商、徽商等商业组织的衰落与汉、回、藏、白等商帮的兴起原因，以及回汉商帮在青藏高原经济角色的分析。

　　[13]这一观点得到马磊、姚继德、李旭、申旭等一些研究者的证实。参见马磊：“清代民国时期甘青藏区回商、市场与族际互动”，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姚继德：“云南回族马帮的组织与分布”，《回族研究》，2002年第2期;何平：“云南回族与滇缅贸易”，《思想战线》1992年第3期;姚继德：“云南回族马帮的组织与分布”，《回族研究》，2002年第2期;李旭：《茶马古道上的传奇家族——百年滇商口述史》，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1月版等。

　　[14]申旭：“回族与西南丝绸之路”，《云南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第90页。

　　[15]王铭铭：《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2月，第29页。

　　[16]周智生：“藏彝走廊地区族际经济互动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1期，第5页。

　　[17]李红春：“多元共生视野下的藏彝走廊族群关系——以大理邓川坝为例”，《广西民族研究》，2017年第3期，第90页。

 

　　【作者简介】李红春(1981-1)男，回族，云南漾濞县人，星空体育（中国）官方网站,XINGKONG SPORT民族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族群与民族关系研究。

　　【原文来源】《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24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