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学术研究 > 专家视点

杨福泉:一个世界级难题的云南答案

时间:2018/9/10 9:41:18|点击数:

  ——访云南省社科院杨福泉研究员

 

  在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的支持下,云南省社科院的杨福泉教授主持编写了《新定位大团结——云南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纪实》一书。这本书总结了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建设的经验,围绕这本书和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建设,《今日民族》杂志记者与杨福泉教授展开了对谈。

  


《新定位大团结——云南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纪实》一书封面 

  今日民族:杨老师好!几年前您主编过一本书《民族团结云南经验——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建设调研报告》,总结了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特点。这一次主编的《新定位 大团结——云南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纪实》与之相比,有什么不同?

  杨福泉:我们2013年编的《民族团结云南经验——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建设调研报告》,我是当时的副主编。这本书可以说是全省情况的宏观叙述和论证,把云南民族团结经验总结出几个方面,并对每一个方面加以介绍和分析。出版后得到国家民委等部门的好评,还成为中央党校的教材。

  我们现在编的这本《新定位 大团结——云南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纪实》主要从个案入手,深入调查了解一个示范县、一个乡镇,甚至一个村是怎么做的,具体有什么经验、做法。

  关于云南民族团结进步,宏观方面的论述比较多。投资多少钱、推出多少政策、统计的数据,这些都比较好讲。但民族团结进步落实到各个地方,又不那么好讲。因为各个地方的实际情况不同,他们面对的问题,解决的方式也不同。我们觉得以往在微观方面的调查和总结做得不够。所以,这次我们集中了我院和云南民族大学的11个学者,做跟踪研究,完成了这次调研报告。

  今日民族:这次的书里都有哪些您印象特别深的个案?

  杨福泉:比如,丽江玉龙县的塔城乡,与迪庆藏族自治州接壤。每年组织活动,他们都会邀请相邻的迪庆州维西县的藏、傈僳等族的同胞一块儿商议联欢。又比如大理的郑家庄。这个村子以藏族为主,有七个民族,好几种信仰,但是民族与宗教信仰之间很和睦。

  这类个案很多。我们全书分为导言和上下两篇。导言宏观论析云南省的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工作;上篇偏重于对云南民族工作的历程、民族工作的“云南现象”“云南模式”的内涵、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工作等方面的描述;下篇12章,都是以州、县,甚至乡镇为单位讲具体的经验。

  我们每一章又分四五小节,每一节又各自聚焦在不同的方面。比如,有一章讲文山的经验,除了总体的介绍外,我们其他小节分别从平远镇、红甸回族乡、一所清真寺,以及一个文化传承人等方面入手,尽量把篇幅留给具体的个案,具体的人和事。云南民族团结示范区的建设,有很多故事。这样的故事外界还更感兴趣。他们想看看你们到底是怎么做的,想知道几个民族同居一个乡乃至一个村是怎么相处的。我觉得以后示范区的总结工作中,应该增加这类具体故事的资料搜集。

  今日民族:有一个问题,我们杂志很关心,我们如何面向大众,讲好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故事?

  杨福泉:这个我觉得很重要。我们写的中央党校用作教材那样的书,普通读者一般是不会读的。所以利用现在的社交媒体,特别是手机微信,讲述云南民族和谐团结的故事至关重要。

  跟这个话题相关的是,几年前我也主编了一本书,书名叫《听“云之南”的故事——云南民间故事中小学读本》。我们组织了各民族的作者,挑各民族公认的一些好玩的故事、经典的故事来编写。之所以要编这本书,是我发现现在经典进校园、进教材,四书五经、唐诗宋词都有,但是很少见到少数民族的一些经典故事。希望青少年能多了解一些少数民族的经典故事。

  我们以后应该通过更多的社交媒体,让更多的少数民族和睦团结的故事进入到手机,进入移动媒体。只是写成大部头的论著是不够的,那样只能局限在干部群体和理论工作者中。 不能只是做干部读物,也要做中小学生的读物。还要把云南那些故事,讲述给少数民族群众,给本省,以及外省的大众看。应该要有如何讲好云南故事的策略,要树立传播的意识,针对不同群体,做好相应的传播。

  今日民族:我们杂志也在全省各州市、县(市)做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报道,见过很多案例。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对于民族文化在示范区建设中的意义,目前强调得最多的方面是民族文化如何产业化,对于文化的其他方面却明显有些忽略。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杨福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不能光是讲经济发展,也要讲民族文化对人的教化和情感的陶冶。经济发展不是唯一的指标,还要满足人们内心的幸福指数。而这个幸福指数,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显然离不开各个民族的文化保护和传承。

  今日民族:今天我们在实践上对文化的认识,是不是还有些偏颇?文化除了是旅游、文化产业赚钱的工具,是不是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功能?

  杨福泉:中央提出中华民族要有文化自信。但什么是文化?你怎么认识你的文化的价值?文化的确不仅仅是可以拿去赚钱的手段,文化还应包括道德伦理维护,以及精神世界的陶冶,这些方面目前来看意义更加深远。我们今天强调民族文化的保护,不能单单以为是保护“非遗”的项目。我们要保护、维护、乃至要重建的是民族的文化整体,包括一个民族的伦理道德观等。云南过去那些好的民风民俗,才是我们民族团结进步,我们社区和睦幸福的精神支柱。

  今日民族:这个提醒很重要。过去,很多地方把文化建设简单理解为办一些活动、做一些展板。这些当然也是必要的,但这些终归只是手段,而不是最终的目的。

  杨福泉:对,这个很重要。作为“示范区”,我们要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示范的,更重要的还是文化。特别是体现在各民族的个人、家庭和社区精神风貌、社会公德上的那种文化。要展示云南的这种魅力,让外面的人能感觉到民风的醇厚、古朴,社区的和谐、安宁,民族的热情、友善。要让云南各民族的社会,从城市到乡村,都能在这些方面做得比较突出,成为真正的榜样。在经济方面,云南很难超过东部,但是在东部已经寻找不到的东西,很多可以到我们这里看到。比如,我觉得我们可以拿联合国推崇的不丹的“幸福指数”做个比较。不丹是南亚小国,经济也不发达,但不丹的国民生活“幸福指数”很高,他们的幸福指数里面,很多都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这些指数可以作为云南的参考。

  今日民族:您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做云南研究,深入乡村做田野调查,我想这30多年来云南各地的社会风习,应该也有不少的变化吧?

  杨福泉:确实是。有些变化并不乐观。我见过一些人,为了物质利益和经济利益,就置亲情、友情于不顾。甚至一些人出门打工后,就抛弃了家人和孩子。对老人的赡养和照顾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

  所以,我们讨论文化,涉及到的是文化如何教化人心,陶冶人情,重塑人的灵魂。我们保护文化,是要让各民族传统的信仰、道德,在新的形势下,在与外界频繁接触后,还能够继续起到维护社区稳定、民族和谐的功能。

  今日民族:我们知道中国一些省份,特别是一些自治地方的民族文化,也很有特色,那么比较而言,云南的示范性,有什么特别之处?

  杨福泉:这是很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首先,云南所能示范的,与其他省区相比,还真有自己的特点。云南最突出的一点是,民族众多。云南很多这样的故事,很多村子甚至一个家庭,都有几个民族。不同民族、甚至不同的宗教信仰之间,是如何做到和谐相处,互相包容,互相促进的?不止是从政治方面,从学术角度讲,云南所展示的民族多元互补的这种文化状态,也极具价值。全世界的人类学者都对民族和宗教的多元共存现象有极大的兴趣,因为这是一个世界课题,也是世界难题。而云南是这方面的表率,提供了一个真正的示范。如果人们没有相互理解、相互体谅、和睦相处这种追求,就很难有真正的和谐、团结。

  其次,云南民族团结的局面,跟1950年代以来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以及深入细致的民族工作分不开。这些也是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重要的精神财富。但我们不能把云南民族团结的局面简单归因于历史,归因于文化传统。我们还应该看到云南各地地方政府的开创性的工作。正是因为能够把中央的精神,根据云南各地具体的实际来贯彻落实,才有云南今天的局面。

  几年前,中国有些省份民族问题出了一些情况,国内外就有人评论说,中国民族政策失败了。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拿云南的例子,就足以反驳。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云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民族政策在多民族地区的成功典范。

  今日民族:提到如何理解云南,如何理解示范区,还有一点,特别要提到。在《新定位大团结——云南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纪实》一书中,还专门讲到长江流域的生态问题。我想对云南来说,除了文化方面的优势,自然生态也应该成为示范区的一个重要内容?

  杨福泉:我在最后一章讲到宁蒗县的拉伯乡,它不是政府层面定了的民族团结示范乡,但在生态保护上他们做了很好的示范。长江流域的生态保护,中央现在相当重视,但是,很多下游地区的民众对上游的民族不是很了解,甚至误以为上游乱砍滥伐才导致下游的洪水和灾害。所以,我选拉伯乡来讲,就是想告诉大家一个真相:这个乡比较贫困,但他们不砍树,他们为下游民众的利益做出了牺牲,保护了长江的绿色屏障。我觉得这个民族对生态保护的自觉性,以及牺牲精神,也应该是云南示范区故事的一个类型。

  另外,我认为生态与文化是互补的,我们的示范区建设,不仅有经济、文化、社会层面的建设内容,也应该把范围扩展到人类之外的自然生态。生态是更大的范畴,也是未来社会极其重要的课题。我们的示范区建设,应该站在更高的视野,看到文化背后的生态,看到生态与文化的良性互动。而且,金沙江(长江)、澜沧江、怒江等世界有名的大河都流经云南,我们独特的地理位置和高原的立体气候,让我们在生态保护方面的地位更加重要,生态方面我们也更容易获得认同。

  今日民族:示范区建设,文化、生态都重要,但目前经济发展显得更加迫切。我们当然不能把经济发展停下来搞其他工作,但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从更长的时段,从云南整体发展历程来重新看待现阶段的经济发展,以及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

  杨福泉:云南欠发展的状态,是历史的产物。所以,这方面的攻坚战,也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从示范区建设的角度看,经济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等等,都属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阶段。也就是说,这是我们固有的不足,我们要在现阶段弥补。但示范区建设,示范的更多的是我们的长处,所以,应当提醒我们的干部,不能因为补了我们的不足,而把我们原来的长处给丢掉。而我们的长处,就是前面提到的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家庭和睦这样一些好的风气氛围,以及我们的优越的生态环境。

来源/作者:今日民族 责任编辑:代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