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7年底先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思路和具体途径。之后，陈锡文、韩俊、叶兴庆等权威人士及时通过接受采访、作报告和发表文章，进行解读，这对于统一认识，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学界针对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热烈讨论，一致认为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农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但鸿沟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仍是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最大结构性问题，“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老龄化”就是真实写照。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一个新的旗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的总抓手，是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之一，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但是，由于各个学者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强调的重点各异，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论证略有差异。而把这些不同的论证加以综合归纳，互相补充，可以得出比较符合中央精神的答案。

　　一、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背景

　　学界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背景的讨论有乡村不能衰落论、社会不能“衰败”论、城市化率超过50%后规律论等。现在的问题在于，判断乡村衰落的标准需要制定出来，并被大家认可，以作为谈论的基础。

　　多数人的判断，当前农村已经出现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背景。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一些乡村所面临的低收入、高污染、空心化等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块短板。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消除鸿沟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不能让乡村“衰落”“凋敝”，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大目标。

　　（一）乡村不能衰落论

　　陈锡文解读时指出，为什么讲要振兴乡村，可从国内、国际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一个正常国家的发展和进步一定是城市和乡村两种功能的协调发挥。城市应该起到集聚人口，集聚财富，集聚技术，起到带动一个地区乃至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农村则是提供生态屏障，提供基本的农产品，保存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自己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传承等等这些功能。这两种功能都必须存在，你要消灭其中任何一种功能，你自己很难正常地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你不可能去建设一个发达的城市，落后的农村，那不可能是现代化的国家，更不要说城乡农民都要进入全面小康社会，都要实现现代化。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我们的乡村不能让它衰败。从中国的国情来看，有这么多数量的农民在农村生产生活，你怎么可以让它凋敝。所以要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不能“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不能建设“一个发达的城市，一个落后的农村”。

　　叶兴庆从城乡二元结构突出、农业农村发展滞后角度分析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表现：从收入和消费看， 尽管近年来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增长速度快于城镇居民， 但2016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仍分别是农村居民的2.72倍和2.28倍， 城乡居民家庭家用汽车、空调、计算机等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差距仍然很大。从全员劳动生产率来看，2016年非农产业达到人均12.13万元，而农业只有2.96万元，前者是后者的4.09倍。从基础设施看，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2016年全国农村还有46.2%的家庭使用普通旱厕， 甚至还有2%的家庭没有厕所，26.1%的村生活垃圾、82.6%的村生活污水未得到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38.1%的村村内主要道路没有路灯。从基本公共服务来看， 2016年67.7%的村没有幼儿园、托儿所;18.1%的村没有卫生室;45.1%的村没有执业 (助理) 医师。从社会保障来看，目前农村低保、新农保、新农合保障标准低于城镇居民和城镇职工。这还仅仅是数量上的差距，如果看质量，城乡差距就更大了。这种局面不改变，将会阻碍我国全面建设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韩俊归纳出现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五个方面：一是农业发展质量亟待提高;二是农民适应生产率发展和市场竞争的能力不足，新的职业农民队伍的建设亟待加强;三是农村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的欠账比较多，农村的环境和生态问题比较突出，乡村的整体发展水平亟待提升;四是国家支农体系相对薄弱，尤其是农村金融改革任务繁重，城乡之间要素合理流动的机制亟待健全;五是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亟待强化，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当然要走向法治，但是自治和德治非常重要，不过现在的自治和德治相对薄弱。现在大量的社区村落共同体在解体，甚至相当多的农村家庭的功能也在解体，农村越来越由一个熟人的社会走向一个半熟人甚至是陌生人的社会。你现在回到老家，人互相都不认识了，邻居也不认识了。所以农村的治理，也是一个大的问题。

　　张克俊归纳出乡村衰落的五个表现：一是农村空心化，农村房屋大量闲置，农村家庭空巢率持续上升，一些传统村落凋敝甚至走向消亡，乡村记忆消失，文化流失明显;二是农民老龄化，许多农村地区支撑农业生产活动的主体是50岁以上的老年人和妇女，是“386199”部队，“谁来种地”的矛盾突出;三是农业副业化，虽然近年来现代农业不断加快发展，但这仍只是存在于一些区位条件好、资源优势突出的局部空间和点位，大量面积的则是小规模、一家一户的传统农业、兼业农业、老人农业;四是农村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公共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低，乡村治理落后，农民的法制意识比较薄弱，现代文明程度低;五是农村生态环境退化，不少地方的土壤退化、水土流失现象突出，农膜、农药、化肥超量使用，农村面源污染较为严重。总体而言，我国农业现代化已成为“四化”同步最大的短板，农村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制约。

　　刘守英则从村庄衰落或搞活的角度分析，认为村庄制度是一个国家秩序的基础。以往的新农村建设被作为刺激经济的手段，刷墙拆村，还是为了城市化。现在，农村问题的核心是村庄两极分化，一部分村庄活起来了，但大部分村庄衰而未亡，极其破败，但也不死。乡村问题就是应对衰和活的问题，让活的村庄能够活得更好，让衰的村庄体面一些，乡村振兴实际上是这件事。

　　（二）社会不能“衰败”论

　　秦晖认为，我国现在面临的关键性问题不是“农业问题”而是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同样如此。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会导致农村人口下降，许多乡村社区因此消失，这是几乎所有现代化成功的国家都经历过的阶段。但是像我国如今这种关于“乡村衰败”的强烈呼声却是很少见的。其实表面看来，与一般国家农民进城初期形成都市贫民社会、乡村中无人居住的房子破败不堪相比，我国由于强制禁止进城农民低成本安家造成普遍的“两栖人”或“流动劳工”现象，城市中号称没有贫民窟，农村中充斥着“两栖人”血汗换来的“无人新居”，但在光鲜外表下的社会性“衰败”却比人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取代大型贫民窟和乡间废村的是我国无与伦比的家庭离散现象和“候鸟”人口，农村中的“三留守”现象(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造成许多骇人听闻的人伦惨剧。典型的如云南镇雄一个貌丑人穷的乡间无赖竟能长期霸占村中十余名留守妇女;广西兴业一名11岁留守女童竟遭同村十余名中老年人(44～76岁)频繁强X奸、轮X奸两年之久;这类古今罕见的恶性丑闻反映的“衰败”，岂是一般的建筑破旧、治安不良所能相比?

　　申端锋认为，三农问题是一个整体，中国乡村社会之所以出现衰败现象，乃是由于近年来三农事业的分离式发展造成的。随着中国进入快速城市化时期，三农各要素加速分离，农民脱离农业和农村，导致了乡村社会的解组，也就是乡村衰败。这次乡村衰败不同于20世纪上半叶的乡村衰败，这次乡村衰败不只是经济衰败和建筑衰败，而是一种社会衰败和文化衰败，这是根本性的衰败。所以，党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恰逢其时。

　　（三）城市化率超过50%后规律论

　　王东京认为，从国际经验看，当一个国家城市化率超过50%，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就会转向农业部门流动。201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已接近50%，2016年底已达57.6%。由此可见，现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顺势而为，适逢其时。

　　

　　笔者认为，实事求是地承认目前我国乡村的确有一部分处于“空心化”、衰落状态，从而才能更加自觉地理解和执行中央关于乡村振兴的战略。在此，我们还应讨论以下的问题：

　　一是评判乡村衰落或搞活的标准。由于目前学界尚未有人提出大家公认的评判乡村衰落或搞活的标准，人们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大都是从宏观的抽象的评价，而且也难以统一认识。

　　二是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并没有对乡村衰落或搞活进行定量的统计，也没有对这些衰落的乡村到底占我国现在农村3万多个乡镇、60万个村民委员会、317万个自然村多大比例，进行具体分析。

　　三是近年来。一些典型调查报告特别是“返乡观察”热文，所记录的衰落的乡村，感动了不少人。陈锡文认为这些热文大部分是真实的，并且含有强烈的乡愁以及对农村现状的忧虑，但那就是一个个“故事”，故事具有特殊性，不一定有普遍性。作者看到的可能是一个村、一个地方，整个农村到底是个什么样，不可能靠讲故事完整地反映出来。破败的、黑恶势力横行的农村，肯定有，但漂亮的、发展好的农村也有。现在很重要的一条是，从党政领导到人民群众，众多关心农村的人，对中国农村到底是什么样子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笔者认同陈锡文的判断。就整个农村来看，漂亮的、发展好的乡村和破败的、黑恶势力横行的乡村，各占一部分，大部分乡村的发展处于中间状态，有明显成绩，也有需要克服的缺憾。这里需要讨论的问题在于，对于那些破败的、黑恶势力横行的乡村，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是视而不见、不予承认，或是听之任之?显然都不行。唯一可行的，是高度认识，认真研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这将是乡村振兴战略回避不了的重要问题之一。

　　二、农村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原因

　　学界一直认为，农村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资金、土地、人才等各种资源要素单向由农村流入城市，导致农村严重失血和贫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要推动更多的资源要素配置到农村去，要破除不合时宜的体制机制的障碍，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建立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构建新兴的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平等的一种关系。

　　（一）现有体制机制是怎样阻碍了乡村发展？

　　学界虽然一致认为现有体制机制阻碍了乡村发展，但是对现有体制机制是怎样阻碍了乡村发展却分析不多，更不深入。在现有不多的讨论中，朱启臻先生、李昌平的分析相对比较深刻。

　　朱启臻主要从以下方面分具体分析了造成以下体制机制障碍：

　　一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分割体制并没有被打破。几十年来，对农民的就业限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尽管很多农民已经进城就业几十年，依然被贴上“农民工”身份标签，导致了农民工“既融不进城市，也回不了乡村”的尴尬境地。这种人为割裂城乡之间的关系，使农民长期不能平等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也限制了乡村发展的空间。

　　二是单方向城镇化的影响。一个表现是认为中国的城乡对立关系就是要通过“非农化”来破解，把农村的人才、劳动力、资源、资金吸纳到城市，把一个个乡村通过土地商业化、居住楼宇化，变成城市化的小区和集镇。在这种发展思路的引领下，我国农村文化被漠视，传统乡村文化消失，农村独有的社会结构被消解;另一个表现是限制城市人才下乡和返乡。

　　三是一些人不懂得农业和农村的基本特点，崇尚把农民变成既拿地租、又挣工资的农业工人，热衷于通过流转农民土地搞“招商引资”式的规模经营，或以种种理由迫使农民把土地流转给所谓“大户”，把农业变成了排斥农民的产业。这一做法，导致了三方面的消极后果。首先是伤害了农民。农民拿着地租，或外出打工，或无所事事，成为游离乡村外的边缘人。农民失去土地同时，也失去了在乡村的主体地位，失去了对生产的支配和参与权利，自然也就失去了发展农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加速了乡村的萧条和衰败。其次是伤害了农业投资者。政府主导的土地流转，极大地推高了地租，提高了农业生产成本，增加了农业经营风险，如果没有政府持续的强有力的财政支持，农业“大户”苦不堪言，难以为继，很多凭着热情和理想做农业的人，其积极性受到挫折和打击。

　　四是实际工作中有人把趋势与理想混为一谈，通过人为的干涉试图在一个早上实现所谓机械化、规模化目标，于是出现了违背农民意愿、强迫流转土地，搞形式上的规模化，盲目推进规模化，结果是政府花钱制造出规模化荒地，这种现象在各地均已出现。

　　五是乡村教育的衰落是乡村衰落的重要表现，也是原因之一。乡村学校撤并，由原来的“村居学校”逐步演变为一镇一所的“离土型”学校，使学校与乡村距离越来越远。撤点并校不仅影响了乡村文化的传承，也隔断了乡村与学校的联系，甚至成为乡村衰败的重要因素。乡村衰败成为撤点并校的理由，撤点并校又反过来成为乡村进一步衰败的原因，形成了乡村的恶性循环。

　　六是有些地区搞大规模的并村运动，把多个村庄并到一起美其名曰“新型农村社区”，模仿城市的住宅小区，其特征是农民上楼、规模居住。农民因此远离耕地，失去了从事农业生产的便利条件，削弱了农业生产，甚至完全丧失了农业生产条件。也因为没有了农家院落，家庭养殖业和手工业难以为继，大部分所谓新型社区难以就地解决农民就业问题，农民为了生计只能外出打工，导致所谓新型社区和小城镇走向衰落。

　　七是易地扶贫搬迁是解决贫困的有效措施，那些生活在深山区、荒漠地带、石漠化地区、生态脆弱地区的贫困村民，靠当地资源难以改善生活摆脱贫困，通过易地搬迁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贫困问题是十分有效的，也受到村民的拥护和支持。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受到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利益的驱使，有些地方从整村搬迁发展到整乡拆迁，把大量在当地可以脱贫的乡村强行换个地方，搬到了一个没有生计，只能靠低保维持生活的环境。搬迁导致的乡村消失不是农民自由、自愿选择的结果，

　　李昌平从10个方面分析了乡村复兴存在诸多理论、政策、体制、机制上的瓶颈，严重制约了乡村建设健康发展及乡村复兴的进程：

　　一是工业化、城市化优先战略经历了数十年的体制化，农村的各种要素都源源不断地通过体制力量虹吸进入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进程，甚至乡村建设本身也是为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服务的。

　　二是以农村城市化为主要内涵的农村现代化战略经历了数十年的推进之后，“城市先进而农村落后的观念”深入到了人们的血液。

　　三是由于政府财力雄厚，而且财政资源配置方式是以(部门)专项转移支付为主，客观上造成了乡村建设中政府部门大包大揽的现象普遍存在，甚至变成了各地政府部门之间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的大比拼。同时，由于乡村建设是系统工程，而政府部门相对各自为政，导致乡村建设中的财政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的现象由来已久。

　　四是乡村建设中一些以防止腐败而走程序的制度化腐败和浪费已经司空见惯。任何一笔用于乡村建设的政府部门支出(如农民建房的政府补贴或政策性贷款)都要走公开招标程序;而一旦进入招标程序，接下来有时就是“高级黑”了，没有人会对此承担责任，因为这样的腐败和浪费是“合法合规”的。

　　五是中国当下的农业制度(高度分散的小农农业)和数千年前的农业制度几乎没有显著差别，以至于千千万万的小农长期陷于“小农生产积极性陷阱”，而无法追求农业生产性和经营性收入的增长，甚至越积极生产越贫困。

　　六是中国农村当下的财产制度和金融制度其实非常落后，农民的财产无法在任何一家金融机构里获得抵押变现的权利。城乡各种要素难以自由流动和交换，导致农村很难追求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各种社会力量参与乡村建设和投资也不得不瞻前顾后、望而却步。

　　七是几乎所有农村孩子自上学的第一天开始，所接受的教育就是为了离开农村，即使是在大学里接受与农村发展相关的专业培养的毕业生回到家乡，也不知道如何具体建设乡村(包括规划设计专业)。因此，乡村复兴存在真正的人才荒。

　　八是乡村建设中重视硬件、忽视“软件”建设的现象尤其严重。比如，农村的沼气池、污水处理厂、农民集中上楼的安置房等就大量闲置。即使是经常使用的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由于“软件”建设滞后而无法正常使用的现象也十分普遍。

　　九是不少地方政府和基层干部片面理解“少数人先富起来”，依然依靠能人、强人、资本主导乡村建设，而忽视农民及其组织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性作用的发挥。因此，不少地方的乡村建设实际上异化为少数人的乡村建设，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加剧了农村社会矛盾。

　　十是农村环境治理的理念、方法目前存在根本性的认识误区。

　　（二）从封闭的村庄体系分析

　　王小映认为，新农村在制度上仍然维持着一个封闭的村庄体系，对于外来人口是不开放的。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有些方面比如说养老、医保等的一体化，要通过经济发展来实现，需要有一个从低水平到高水平的一体化过程。但是，一些人为设置的体制障碍长期没有突破，实在说不过去。在破除体制障碍方面，存在许多根深蒂固的观念，思想观念解放不了。比如对于宅基地，许多观念还很陈旧，就是想维持一个纯而又纯的、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为主或以农民为主的封闭村庄，这是行不通的。要振兴乡村，实现城乡一体化和全面现代化，就必须建设开放融合的村庄体系，要通过体制改革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乡村社区融合发展，这样的话有些村庄就可能衰败，就会消失，有些村庄就会振兴。所以，要加大改革力度，增强乡村振兴的制度供给，在破除体制障碍方面取得实实在在的突破。

　　

　　（三）从工作方法论上分析造成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原因

　　一些学者还从工作方法上分析造成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陈锡文认为，我们这么多年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工作方式非常不好的，有地方做事不是给老百姓谋福利而是做给上级看。于是有没有条件我就是自己这么干，我那时候下去调查的时候，到一个村里，有个大婶就跟我说，支部书记讲“新农村建设就是有钱盖房，没钱刷墙”。有钱就盖房子，没钱刷墙，你总得做，做了给谁看?给上头看。这种工作方法要摒弃。

　　陈文胜具体剖析了长期来抓典型、搞“示范村”的工作方法，指出，过去一些地方只注重搞“示范村”，树立典型样板，结果加剧了乡村之间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乡村之间在政策上的不公平。这种“背着钱袋去喂养”的做法，也弱化了乡村自身发展的原动力，导致乡村发展对外依赖性越来越强，越来越丧失自主能力和创造能力，城乡之间发展越来越不平衡。

　　（四） 资源要素下不了乡的具体原因

　　长期来我们对这些问题是早就发现，而且还一直在强调农业的重要性，财政支农资金也确实是年年增加，为什么资金、土地、人才等各种资源要素还会单向由农村流入城市、为什么没有从城市流向农村?只有找出其中的多种原因，才能有针对性加以解决。对此，张占斌、黄锟给出了以下答案：

　　一是资源要素跨城乡流动仍面临较多障碍。由于我国要素市场建设相对滞后，短期内城市资源要素“下乡”还无法完全规避长期以来形成的制度壁垒、文化壁垒、教育壁垒与投资壁垒等。农村土地的各项权能不能完全实现，土地抵押、宅基地转让依然困难重重;农村金融市场发育滞后，农村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农村教育发展不足，人口逆淘汰和人才短缺严重;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严重约束资本、人才等资源要素向农村流动。

　　二是资源要素跨城乡流动仍面临成本高、收益低的难题。当前，我国农业生产已经进入高成本、高风险的新阶段，同时又面临日益趋紧的资源环境约束，加之土地规模集中不足，城市资源要素投资于农村的显性风险较大。此外，农村基础设施不足也大大降低了农村资源要素的利用效率和收益。

　　三是资源要素由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仍具有巨大的惯性力量。我国资源要素长期向城市单向聚集，最终导致了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多重城乡剪刀差，农业和农村的弱质性被进一步强化，这是改革开放40年我国城乡差距拉大的根本性原因。资源流动方向的转变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式和城镇化路径的转型，对于中国这样大体量的经济体而言，其惯性力量不可低估。

　　三、乡村振兴的历史定位

　　学界一致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们党“三农”工作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继承和发展，既系统总结了农业现代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城乡发展一体化等党的“三农”工作的创新成果和经验，又根据新时代“三农”发展新形势，对“三农”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一）乡村振兴战略是不是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

　　多数人的观点是，乡村振兴战略是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

　　张晓山、宋洪远、李周、郭晓鸣等分别发表文章认为，从2005年中央制定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时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至十九大已经实施12年了。提出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

　　张晓山认为，乡村振兴战略关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乡村领域的具体落实，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如果我们将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容与新农村建设相比较，就会发现其内涵与外延都有很大的提升。“产业兴旺”代替了“生产发展”，突出了产业发展，尤其是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的重要性和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生活富裕”代替了“生活宽裕”，标志着农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要有更大的提高;“生态宜居”替代了“村容整洁”，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了乡村建设极其重要的位置;“治理有效”替代了“管理民主”，强调治理体制和结构的改革与完善，强调治理效率和基层农民群众的主动参与。

　　宋洪远认为，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这个时期来看，乡村振兴战略实际上是一个战略转型，是新农村建设行动的提升。这次把乡村振兴作为一个战略提出来，更是对全面建设新农村的战略提升，提出了乡村振兴的20字方针，明确了乡村振兴发展的要求和内涵，明确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乡村振兴的方向和要求。

　　李周认为，乡村振兴战略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同新农村建设相比，乡村振兴战略把实际上的生活环境治理拓展到生产、生活、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把实际上的村庄土地治理拓展到村域土地治理，把实际上的局部推进拓展到全域推进，包含的内容更为充实，从经济建设、生态建设、文明建设、社会建设到福祉建设，五方面的逻辑递进关系也更加清晰了。

　　郭晓鸣、张克俊、虞洪、高杰、苏艺认为，乡村振兴战略是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乡村振兴比新农村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生产发展到产业兴旺、从生宽裕宽到生活富裕、从村容整洁到生态宜居、从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要求和层次均更高。乡村振兴就是要兴产业、兴环境、兴文化、兴社区，实现农村产业的大升级、生态环境的大保护、农耕文明的大发扬、农村社会的大进步，让农业强起来、农村美起来、农民富起来。

　　王春光认为，乡村振兴战略蕴含的内容跟新农村建设有许多不同，可以说是后者的进一步提升。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确实获得了许多实惠。从2000年开始，国家开始在农村减税、免税费，同时增大了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虽然总量上依然比不上城市的投入，但是增幅在逐年增加。农村各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改善，特别是农民务农不需要缴纳税费，而且还能获得各种补贴，这是开天辟地以来所未曾有过的，许多老农民觉得共产党政策真是好。但是，就是这样好的情况，农村依然吸引不了年轻人留下来建设和发展。这里的问题肯定很多，除了农村机会少、务农辛苦等原因外，当前许多农村现状的改善跟不上农民的需要和期望也是重要原因。在许多所谓的建设中，农民往往是没有发言权的，经常是被逼着参加，在这种状况下农村的改善并不能提升他们的成就感。

　　杜志雄认为，乡村振兴战略集成了总书记的三农思想，集成了以往成功、正在实施的“三农政策和做法”，是对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提出的三农工作的总方针和总抓手，不是“重打锣鼓重开台”。乡村振兴战略更是以往成功的三农发展政策和做法的创新和深化，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三农发展要求和发展目标的再提升;三农工作原则的再坚持;三农发展道路的再探索;三农发展领域和内容的再拓展;发展策略及实施路径再强调;三农发展动能的再转化。

　　第二种观点认为乡村振兴是一个全新的战略。

　　陆福兴认为，乡村振兴是一个全新的战略，而不是“三农”问题的新提法。以往的新农村建设都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优先发展下发展，国家从来只把乡村作为工业和城市的附属品和基础，乡村发展是在工业和城市的带动下的发展。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就是说国家在资源上、财政上、政策上要优先满足农业农村的发展需求，一切以农业农村的发展为先，国家公共资源和公共政策要优先满足和支持农业农村。乡村振兴必须发展农业产业，农业产业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但是不能再沿袭过去传统农业发展的思维，要树立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大农业观，乡村振兴主要是农村和农民的振兴，农业在我国多年的发展中，已经做得相当不错，现在要解决的问题一是稳定，二是转型。因此，国家一些“三农”政策不能再沿袭过去以农业为重点的传统，而应该重点放在关注乡村的发展上，包括当前“三农”的管理机构也要改革，如我们现在的农业委实际上就是管农业产业的，其他的功能很弱小，应该改为乡村委，承担起实施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重担。

　　第三种观点认为，不能简单地讲乡村振兴战略是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

　　韩俊指出，党的十九大对乡村振兴战略提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五句话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应该注重协同性、关联性和整体性，不能顾此失彼、只抓其一不顾其他。没有产业的兴旺，生活富裕就无从谈起。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也是分不开的。这五句话与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五句话的要求相比，有四句是不一样的，乡风文明与原来的表述一样，但是要求更高了。所以，不能简单地讲乡村振兴战略是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它的内涵更为丰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新旗帜和总抓手。

　　笔者认为，讲乡村振兴战略是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并无不妥，而且也是必要的。

　　第一，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这样就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政策的连续性。长期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农村有的地方在执行党的农村政策过程中曾屡屡出现忽作忽右、朝令夕改的问题，以致使农民有“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的感叹，既不利于政策的连续性，又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执政者的形象。

　　第二，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有利于我们认真总结新农村建设的实践，发扬成绩，吸取教训，就意味着新农村建设中那些受到农民欢迎、成效明显的好政策、好办法仍然需要急需坚持，而那些不受农民欢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政策和办法，必须加以抛弃，避免新农村建设中的错误再犯。

　　第三，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也有利于表彰那些扎扎实实埋头工作的模范者，追究那些工作不力、造成工作损失的责任者的责任。

　　（二）乡村振兴和农业供给侧改革是两种不同的提法吗？

　　学界对乡村振兴和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关系讨论的不多，仅有的讨论都认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整个乡村振兴战略、整个产业兴旺的战略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重要途径或重要突破口之一。

　　陈锡文认为，农业供给侧改革主要是对农业生产的状况而言。农业生产包括农村的产业里边，农业供给侧改革是前年开始提出来的，一直在推进。乡村振兴中提出来的产业兴旺，从这个角度来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说是产业兴旺里面包含着的一部分内容，是农业这个产业怎么适应现在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所以相对于乡村振兴来讲，相对于乡村振兴的一个目标产业兴旺来讲，农业供给侧改革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这个问题在相当程度上也是阶段性的，因为农业发展到现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主要矛盾不是数量不够，而是结构性矛盾。从产业自身效率来讲，得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有竞争力，这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义。另外，我们讲农村产业兴旺不光是发展农业。在这个过程中农村也要发展其他产业。一直强调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强调新产业、新业态。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然是当前农村改革发展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但是它只是整个乡村振兴战略整个产业兴旺的战略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王文强认为，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长期的战略，即要达到城乡同步繁荣兴旺，实现融合发展，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实现全面现代化过程都需要贯彻的战略。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实现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三）乡村振兴与摆脱贫困的关系

　　学者们一致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是确保我国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要战略支撑，反映了我国“三农”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和扶贫工作面临的新任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要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推动脱贫攻坚相衔接，让二者互促共进、长效发展。但在具体表述上，学者们的意见略有差异。

　　

　　一种观点认为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是有机统一的。

　　宋丰强认为，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是有机统一的，乡村振兴战略指明了新时代乡村发展方向和新思路。而摆脱贫困是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这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因此，要发挥乡村振兴战略在脱贫攻坚战场上的指导作用。

　　史骄麒认为，无论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还是脱贫攻坚，都是我们党致力于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战略部署，是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做好做扎实乡村振兴这件大事，既可以为新时代乡村发展注入活力，又能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有力的措施。统筹兼顾这两项工作，才能让农业强起来、农村美起来、农民富起来。

　　第二种观点认为脱贫攻坚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

　　韩俊指出，打好脱贫攻坚战，本身就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乡村振兴，摆脱贫困是前提。对贫困地区来讲，2020年之前，乡村振兴的核心任务就是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有利于当前加快实现脱贫目标，巩固脱贫成果，也有利于为脱贫之后，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区面貌，为农民真正走向富裕奠定坚实基础。

　　周宏春认为脱贫攻坚，不仅是党的十九大部署的三大攻坚战任务之一，也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成效。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要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以便形成特色产业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教育培训脱贫一批、劳动力转移脱贫一批、社会帮扶脱贫一批、社保政策兜底脱贫一批，最终实现脱贫奔小康的目标。

　　第三种观点认为乡村振兴与摆脱贫困的各自则重点不同。

　　刘奇从乡村振兴与摆脱贫困的各自则重点阐述了两者关系，认为中央现在同时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脱贫攻坚主要是为第一个百年目标打基础，乡村振兴是为第二个百年目标打基础。这两大战略是为了“三个消除、两个引导”，从而实现两个百年目标。“三个消除”就是消除贫困、消除城乡差距，消除社会偏见。没有这三点我们就不可能构建起一个公平和谐的社会环境，没有公平和谐的社会环境我们的现代化强国梦、中华民族复兴梦就不可能实现。“两个引导”就是引导社会关注贫困群体，关注乡村发展。多年来，我们的城市化快速发展，城乡差距越来越大，我们必须让城乡同时发展、城乡互动，这样我们的现代化国家才能有一个公平和谐的发展环境。这就是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逻辑关系。

　　笔者认为，把学者们站在不同角度、有差异的意见综合起来，可以正确揭示乡村振兴与摆脱贫困的关系。

　　首先，从我们的奋斗目标来看，乡村振兴与摆脱贫困是一致的，因而两者是统一的。乡村振兴与摆脱贫困的奋斗目标都是消除贫困、消除城乡差距、消除社会偏见这“三个消除”和引导社会关注贫困群体、关注乡村发展“两个引导”。否则，我们就不可能构建起一个公平和谐的社会环境，没有公平和谐的社会环境，我们的现代化强国梦、中华民族复兴梦就不可能实现。

　　其次，从两个战略的内涵方面分析，乡村振兴的含意更广泛，内容更丰富，摆脱贫困包含在乡村振兴的之中，摆脱贫困是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内容。就相对贫困来看，它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是现代社会不可忽视、都需要加以关注、加以解决的问题。

　　再次，就两个战略的实施来看，乡村振兴与摆脱贫困战略中有些内容、措施可能是相同的、重叠的，这就需要加以整合，从而形成合力。

　　（四）乡村振兴和推进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关系

　　学者们一致认为，乡村振兴和推进新型城镇化之间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偏废的两位一体的任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不是要否定城镇化，也不是抑制城镇化，而是通过乡村振兴来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由于学者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具体解释中也出现差异，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偏废的两位一体的任务

　　陈锡文认为，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必须在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两方面同时发力，并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所以，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间中，深化改革户籍制度，让有意愿、有条件进城落户的农业人口顺利落户，并在城镇普遍实行居住证制度，使流动进城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属享有与当地市民同等权利和义务，同时着力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加快推进公共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均等化，就必然是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偏废的两位一体的任务。

　　韩俊在解读时特别强调，现代化必须要实现城市和乡村协同发展的双轮驱动，而这正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所在。乡村振兴与推进城镇化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互促共进、相辅相成的。

　　马文峰认为，乡村振兴，吸引回乡就业，完善和提升农民的保障内容，这其实也是一种城镇化的方式，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城镇化也是将城镇社会管理与社会保障覆盖到包括农村的所有地区，而不仅仅是人员的流动。

　　二是通过乡村振兴来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韩俊认为，要处理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推进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城镇化水平提高了，农民进城了，“三农”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无论现代化如何发展，都不可能让所有农民进入城市，始终存在如何处理城乡关系的问题。在城镇化过程中，不能只顾一头，不顾另一头。只顾城市，不顾乡村，会造成农村衰败，最终会拖了现代化建设的后腿。

　　韩俊指出，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不是要否定城镇化，也不是抑制城镇化。去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8.5%，今后10年和15年，城镇化发展不可能像过去20年那么快。农村能出来的人比过去少多了，农村的发展机会比过去也多多了。总的看，农村人口向外转移的趋势会继续，但速度会放缓，回到农村的人(此处的农村不简单指村庄，也包括县城和小城镇)也会越来越多，这一点在浙江沿海表现得非常明显。通过乡村振兴来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这本身就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乡村振兴最终就是要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三是新型城镇化是乡村振兴的助推器、城乡产业发展的融合剂

　　陈炎兵认为：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产业振兴，关键是城乡要素自由流动。新型城镇化最根本的作用就是促进城乡产业融合，直接结果就是实现城乡产业要素自由流动。另一方面，我国农业人口占全部从业人口的比重高达27.7%，发达国家一般低于10%，要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并缩小其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距，就要通过新型城镇化来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从这个角度看，新型城镇化是乡村振兴的助推器。

　　陈炎兵还指出，新型城镇化是城乡产业发展的融合剂。新型城镇化可以将产业发展与城镇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以城乡接合部为切入点，引导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形成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态势，有力推动了乡村产业发展，实现了大中小城市和乡村产业资源要素的流动、交换和融合，实现城镇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协同共进。

　　四是城镇化仍然是推进乡村振兴农业现代化的支撑和重要抓手

　　徐林认为，当前，我国仍处在城镇化较快发展阶段，绝不是某些学者所说的我国已经进入逆城镇化阶段。我国城镇化继续推进，是由城乡之间、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的巨大差距决定的。而且，推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农民收入，离不开城镇化的支撑。党的十九大报告从更好发挥城镇化对乡村振兴作用的角度，提出要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目的就是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体系的完善，促进城乡要素和资源的双向流动，促进城市的现代化要素能够更多配置到农业和农村，加快推进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并真正实现乡村的振兴。

　　涂圣伟认为，城乡关系的调整长期以来都是我国重大政策调整的一个主线，提乡村振兴战略并不是否定新型城镇化，城镇化的发展仍然是我们处理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推进乡村振兴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抓手。

　　

　　五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从原来的单向转向互动

　　刘守英根据他的团队实地调研发现指出，我现在觉得城市化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大的城市在不断转型升级，同时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从原来的单向转向互动。人的流向可能是我们整个中国城市化非常重要的风向标。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动向，往沿海地区的人在减少，中西部地区出来的人往地级城市跑。在城市，资本的流向也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很多资本开始往乡村走，往城市和乡村结合的地方走。在土地的使用方面，乡村的用地开始大量增加，乡村用地增加的主要的原因是整个城乡的互动。乡村本身也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大量村庄衰败与部分乡村在活化同时存在，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这两类乡村，一部分死，一部分活，接下来中国乡村就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死怎么个死法，这是非常大的问题，死也有很多种，怎么整合;另外就是活怎么个活法，资本怎么进入，这是第一个乡村的变化。

　　乡村第二个变化是业态的变化。乡村现在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增加。乡村原来就是给城市提供粮食，现在乡村开始提供很多东西。中国传统的农业是与手工业绑到一起的，比如在西藏，我先种青稞，再养点藏羊、藏牛，再搞点手工艺品。这次我去西藏感觉非常有意思，那里整个手工业、手工艺品、“非遗”的产品开始出来，还有很多乡村的传统工业开始复活，传统产业开始复活。农业除了搞粮食还搞其他很多东西，比如乡村旅游、民宿，这些新业态蓬勃生长。这样带来一个结果是，整个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会有一个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跑来跑去的阶段。也就是说，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可以应对城乡互动的。

　　

　　六是乡村振兴战略应以新型城市化战略来引领

　　黄祖辉认为，科学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逻辑，关键是要把握好乡村振兴战略和城市化战略的逻辑关系。通过乡村振兴战略解决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并非意味着城市化战略将放缓，或者是要用乡村振兴战略替代城市化战略。恰恰相反，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置于城乡融合、城乡一体的架构中推进，并且应以新型城市化战略来引领，以实现“以城带乡”、“以城兴乡”、“以工哺农”、“以智助农”、“城乡互促共进”、“城乡融合发展”的美丽乡村发展和乡村振兴。

　　四、乡村发展的新动力

　　

　　关于乡村发展的新动力，学者们一致认为，乡村振兴是一个客观发展的过程，党中央自觉把握这一进程，是最大的推动者、第一推动力。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不同方面的推动力。学者们在讨论中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值得重视的动力说，由于提出的角度不同，各自都能自圆其说。可以供各地乡村振兴规划者制定规划时参考。

　　

　　一是综合产业新动力说。

　　张红宇认为，农业新产业新业态，是打造中国强势农业、推动乡村振兴的动力源。一是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2016年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游客近21亿人次，营业收入超过5700亿元，相当于我国农业增加值的8.9%，从业人员845万，带动672万户农民受益。二是农业农村电商。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8945亿元，相当于我国农业增加值的14%，解决了2000万人的就业问题。三是农产品加工业。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产值之比达到2.2∶1，主营业务收入超过20万亿元，约占我国制造业的五分之一。四是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各类服务组织超过115万个，产值超过2000亿元，服务领域涵盖种植、畜牧、渔业等各个产业，涌现出全程托管、代耕代种、联耕联种等多种服务方式。这些新产业新业态极具成长性，深刻拓展了农业的广度和深度，对保增长、稳就业、促增收具有重要作用。

　　二是改革和创新双动力理论。

　　韩长赋说，一方面坚持不懈推进农村改革，另一方面大力推进农业经营体系和农业科技创新，是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依靠的两大动力。

　　

　　三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张云华认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乡村振兴的突破口与动力源。

　　

　　四是特色小镇与美丽乡村同建推动论

　　王景新、支晓娟认为，特色小镇与美丽乡村同建，推进中国乡村振兴进入地域空间重构和综合价值追求的新阶段。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特色小镇和美丽乡村建设推动农民就近、就地城镇化，将进一步打破农村单一依靠农业的格局。特色小镇是中国农村改革以来“小城镇”建设的延续和新形式。建设特色小镇是“城乡一体化”重要节点，更是乡村振兴、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的重要载体和平台。“美丽乡村建设”则是一个逐渐富裕的中国对农村地域空间综合价值追求的高标准规划和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平台上，同时植入了“四化同步发展”“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多重梦想和愿景，农村地域空间综合价值追求，推动其空间结构“翻天覆地”似的重构。其一，人口、产业及其相对应的村庄、集镇、道路重新规划布局和建设;其二，生产空间整备(农田水利、土地整理、三产业融合)，生活空间改造(危旧房和旧村改造、新村建设社区及服务中心、文化体育广场)，生态空间修复拓展(森林、湿地、生态产业和产品、城乡空间绿化)，以及“三区三线”空间边界的划定、管控及互动关系重新架构和理顺;其三，由上引发的农业和农村产业组织、农村社会和经济组织的重构，尤其是农民专业合作与信用合作组织的兴起，已经和正在引发农村社会、经济关系乃至农民、集体、国家关系的重新架构和重大调整。

　　

　　四是新乡贤动能论

　　徐勇指出，我们为什么提“乡村振兴”?是因为乡村靠自身的力量无法摆脱乡村困境，甚至会导致乡村衰败。那么靠谁呢?靠政府?政府还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再强大的国家，政府的力量也很难接这么庞大的“乡村振兴”问题。那靠谁?靠什么力量来实现“乡村振兴”?就是要靠在市场经济中获得了资本的财富的这些企业家们，即新乡贤。“乡村振兴”战略呼唤大批的新乡贤。与传统乡贤是乡土秩序的维护者不同，新乡贤被定义为乡村发展的推动者或新动能。今天的农村正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自然经济状态下的乡贤主体为读书人，无法解决乡村发展问题。市场经济状态下涌现出一批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闯荡出来有实力的企业家，这是新乡贤重要的力量，也是当前乡村振兴最稀缺的资源。

　　“乡村振兴最缺的是什么?”不少人认为是缺钱。但邓大才提出，其实乡村最缺的一个是能人，“能够带领大家振兴乡村的能人”;另一个是机制，“振兴乡村的体制和机制”。“我始终认为乡村不缺资源，缺少的是把资源搞活的机制。”在他看来，新乡贤不仅是能人，而且是乡村振兴潜在的机制建构者。

　　邓大才指出，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有五大功能：一是引领者;二是投入者;三是乡村机制的建构者。新乡贤不仅带来新的理念、资金、发展，而且带来了新的机制;四是新生产、生活方式的践行者，新乡贤带来的新生产和生活方式能够给农村带来新的改变;五是乡村的治理者。

　　邓大才表示，新乡贤有这么多功能，但不同的新乡贤要发挥他们各自的优势，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发挥所有的功能，“有些投资，有些组织，有些吆喝，有些提供信息等，要发挥各自的作用。”

　　五是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论。

　　李培林认为，阶级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第一，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形成我国发展的强大推动力;第二，加快了我国的社会流动，使各种社会资源实现了更有效率的配置，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第三，基本形成了适合我国发展阶段和社会制度的现代社会结构，为最终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五、乡村振兴的发展模式

　　关于乡村振兴的发展模式，学者们讨论中推荐出以下几种：

　　

　　（一）新型小农家庭发展模式

　　贺雪峰推崇基于小农家庭的家庭式发展模式。他认为这种发展模式在现实生活中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农村的一种主流形式，基本的内容是小农家庭的半工半耕，农业经营自发地趋于适度规模，一部分成为农村里的“中坚农民”，或者是一部分停留在“老人农业”状态。在这种立场下贺雪峰主张坚持既有的土地制度，也就是集体所有制前提下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既反对土地产权变相的私有化发展，也反对大规模行政化地推进土地流转。小农家庭成员之间会自发地进行内部的分工，这种分工往往以代际和性别为界限，老人和妇女在家，青壮年外出，等到年老了以后，一部分外出的农村人口还要回来继替更老的农村人口。这样的乡村发展模式，在贺雪峰看来，最大程度地尊重了小农的主观意愿，同时也有助于国家的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是一种“城乡两利”的格局——既有利于国家以城市为中心积极地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也有助于降低这种发展模式的风险，是一种进退自如的好战略。

　　（二）重建农民及其组织的主体性和内置金融模式。

　　李昌平认为，当下乡村存在的最大的问题不是中央财政没有钱，问题是“千金拨不动四两”。因此，如何去找到一个“四两拨千斤”的复兴乡村的办法来破“千金拨不动四两”的局，首要解决的就是内生动力不足问题，即如何建设和增强农民及其组织的主体性。当下的农村社会实际上是一个无主体社会。必须重建农民及其组织的主体性，其中，土地集体所有制和村社制度是农民及农民组织主体性的基石。而重建主体性最主要的就是恢复、充实和“激活”土地集体所有制，以及完善村社制度，从而重振村社。

　　李昌平列举他试点的王垸村、河南信阳的郝堂村等20多个村的内置金融试验，结论是内置金融村社重新把农民组织起来，把资源资产资金集约经营起来，让产权实现和交易起来。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股权，资金变股金，村民再变股民。这样，农村资源资产的市场价值就出来了。当许许多多的村民组织起来，农民的需求量集合起来，农民就有了市场话语权，可以和供销商议价，甚至可以“改造”供销商。

　　李昌平原来是在单个村做内置金融，现在是以县为单位做内置金融村社联合社体系，他的雄心是借助大数据整合更多的政府和社会资源。他期望，形成联合社以后，就产生了真正的属于农民的“合作银行”，真正的属于农民的供销社和电子商务部，真正的属于农民的保险公司、产权交易所。

　　（三）政府部门和资本联合主导下的“依附式发展”模式

　　熊万胜、刘炳辉认为，当前中国乡村发展的主导模式，既不是依托农民组织的“进取”，也越来越不是坚持小农立场的“托底”，而是政府部门和资本联合主导下的“依附式发展”。如何评价这种主导性的模式，是思考乡村振兴发展战略问题的一个关键点。当前依附式发展有哪些路径和特点呢?一种情况是资本化发展，在农业上采取龙头企业制度开展规模化经营，在建设用地的开发上，用城市资本替代农民集体来开发。另一种情况是行政化发展，政府经营全区域的土地等核心资源，按照级别来分配发展机会和发展资源。在集体建设用地的开发领域，政府垄断建设用地的商业开发权;在农业生产经营领域，政府用龙头企业制度所附加的各种扶持政策来引导企业。所谓资本化的发展和行政化发展是相互依存的， 到底哪一方占主导，取决于具体的合作双方的博弈能力。

　　(四)市场主导模式

　　李周主张市场主导策略。他认为，现实中的库存积压、产能过剩、杠杆率太高和短板太长都是现象，它的本质是市场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消除上述现象，政府主管部门不仅要有调整干预内容和改进干预方式的智慧，还要有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信心，承担起让所有市场主体积极性充分释放出来的责任。否则，这些现象会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而不会真正被消除。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就是让亿万农民在农业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应履行为亿万农户提供各种支持的责任，而不是简单的行使主导农民配置农业资源的权力。

　　（五）稳得住经济增长的国家基础建设投资模式

　　温铁军认为，中国经济现在是L型下滑，又进入了一轮生产过剩，又得靠国家大规模投资，这就出现三大战略，即一带一路战略、区域整合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带来巨大投资机会。现在，我们维持着6.7%左右，意味着现在大约每年有100万人不能就业，如果这个时候不加强转向乡村振兴战略，在乡村社会创造更多的返乡农民就业机会，不做这种准备，就会有更多的失业人群，直接影响稳定。

　　温铁军具体建议，做这些战略整合，主要的投资主体，开始阶段主要是国有部门。以乡村振兴为例，当我们强调三农问题的时候，中央向农村做倾斜性投入，现在国家和地方财政，最大项投资是三农开支，每年是一万多亿，其中一半以上用于农村基本建设，还有小一半用于农村的社会开支。中央加强农村基本建设，如果我们沿着之前加快城市化的思路走，就等于失去这个机会——国家倾斜性的乡村振兴战略向三农投资。我们要有所准备，才能承接住中央政府投资。

　　笔者觉得，国家肯定要对乡村振兴投入巨额资金，但是要满足所有乡村建设需要，国家的投资怎么说都仅是零头，主要的投资主体还不能不是社会，而且国家投资还有个投资项目选择和监管问题，不能重复前些年数万亿投资的教训。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4万亿投资和2008年下半年中国经济硬着陆时的投资的教训很多，主要的，一是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缺乏约束机制，“以GDP论英雄”，不顾一切上项目，全然忽略了对项目的盈利性与风险性的考虑;二是金融体系缺乏自主权，银行承担了准财政功能，是导致其后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大的主要原因;三是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机制，也是银行忽视风险管理以及日后产能过剩企业能够大量存在的关键;四是产业政策的偏差，导致当时曾经支持力度较大的行业，如钢铁、造船、光伏等进入过度，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至今难以消除，而家电行业也由于节能补贴政策导致国内家电厂商坐享红利，技术革新落在了国际竞争者之后;五是国家投资还有个监管问题，一些项目投资监管不到位，贪污腐败随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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