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地处中国西南，是我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人口在5000人以上的少数民族有25个，其中15个为云南特有少数民族，民族众多及文化多样性是重要省情。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云南形成以汉文化为主，各少数民族文化多元共存的一体发展格局，这是包括汉族在内云南各族人民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结果，也与历代王朝的边疆文化建设政策有关。19世纪下半期，英法列强在南亚东南亚积极扩张殖民势力范围，中国西南边疆安全面临严重威胁，云贵总督岑毓英加强边疆文化建设，对团结各族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利益起到积极作用。今天云南大力推动民族文化强省建设，借鉴历史宝贵经验，做好边疆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工作，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历史镜鉴，有利于铸牢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多元文化一体格局

　　云南特殊的地理区位使云南成为中华文化与南亚、东南亚文化的交汇地。多种文化因子碰撞交融，使云南历史文化格外丰富多彩，不同时期出现过滇、哀牢、昆明、爨、南诏、大理等地方文化，为中华文化增添了丰富色彩。历史上云南各民族不断迁徙、分化、演变、融合，到明清两代各族的分布和特点才趋于稳定。今天云南各民族具有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民族节庆活动、世界文化遗产丰富多样之特点。

　　公元前109年，西汉王朝以滇池为中心设益州郡，汉文化逐渐在云南传播。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各个时期，中原文化以多种形式在云南地区传播。到元代设立云南行省，“诸郡邑遍立庙学，选文学之士为之教官，文风大兴”，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在云南广为传播。明朝有组织地大规模移民，汉族成为云南人口最多民族;清代推行改土归流，边疆民族地区普遍实行与内地相同的流官统治制度。此时期云南广设学宫、书院等文化教育机构，主流汉文化发展与内地已相差无几。

　　近代以来，由于清王朝统治腐朽，社会矛盾尖锐，云南爆发各族人民反清斗争;英法列强吞并缅甸、越南后，将云南视为入侵中国广大内地的“滩头阵地”，殖民势力不断渗透。云南边疆稳定与否，事关国家安危。

　　开科取士振作民心

　　岑毓英出生于广西没落土司家庭，于1855年率武装进入云南，参与清政府镇压云南各族民众反清斗争行动，在此过程中平步青云，成为主政云南的封疆大吏。这些史事在学界已有深入研究，本文仅讨论其在近代云南文化建设上的作用。

　　为维护边疆社会稳定，岑毓英加强文教建设，于1870年恢复云南中断14年的科举考试，希望通过此举“作士气而振人心”。由于战乱影响，滇省广大学子心怀梦想，励志穷经，却不能在科考中一显身手，岁月蹉跎，难免心存怨望，故“联名呈请举办”。岑毓英顺应民心，主持当年庚午科乡试，将本届及以前各届应取名额部分补录。民心振作，“士子感激奋兴，来省肄业者更多”，有力推动全省文化教育事业恢复发展。

　　据《新纂云南通志》统计，因晚清战乱影响，云南全省92座学宫中有64座遭到破坏，轻者倾圮过半，重者完全损毁。各地书院、义学也多残破荒废。昆明五华书院是云南省创办较早、层次最高、影响最大、办学时间最长的一所书院，育材书院次之，惜毁于战乱。岑毓英主持修复工作，并大胆变革，以当时云南省财政收入中最稳定的盐税为经费，使两个书院迅速恢复发展。清末推行新政，五华书院与育材等书院合并，改设云南高等学堂，继续为云南培养人才作贡献。由于云南到北京路途遥远，岑毓英还捐资在巡抚、总督衙门左右空地建盖铺面140多间，每年租金1000多两银，用于资助学子进京赶考。

　　经岑毓英与全省民众不懈努力，云南学宫、书院及义学等文化教育机构得到恢复发展，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在云南继续传播。

　　主持国家典祀恢复民间俗祀

　　云南民族文化多样性之特点，在宗教上亦有反映，清代云南宗教活动分两大类：一是官方主持的公共祭祀，称为典祀，其场所有社稷、神祇、先农等坛，武帝、文昌、城隍等庙，及各地忠烈、节孝、贤良、名宦、乡贤、昭忠等祠。其中的矿神庙、金马山神祠、碧鸡山神祠等，颇具地方文化色彩。云南各级政府官员每年定期到这些场所举行祭祀活动，或为倡导立国之本的重农思想，或为强调全民共同遵守的一些伦理纲常。二是民间流行并得到官方认可的祭祀活动及场所，称为俗祀。如佛教之庙宇、道教之道观、伊斯兰之清真寺等，颇具云南地方特色者有土主庙、大黑天神庙、品甸庙、苍山神祠、义虎祠等。未得到官方和主流社会认可的迷信活动及邪教等，称为淫祀，为法律所禁止。

　　据《新纂云南通志》记录，岑毓英参与修建修复的官方典祀场所21处、民间俗祀及寺观13处、历史文化建筑6处，共计40处，在文化建设上充分考虑到云南民族地区宗教多元之特点，在社会上产生积极影响。兹举几例：

　　省城昭忠祠：清朝规定各省建昭忠祠纪念阵亡清军将士。中法战争后，岑毓英捐资在昆明北城门内昭忠祠外加盖三层，安放中法战争中为国捐躯的滇军将士牌位，供人们瞻仰祭拜，成为云南人民爱国主义精神的象征。

　　楚雄土主庙：一些地区称为本主庙，在云南彝族和白族聚居区较为常见，多祀大黑天神或地方民众崇拜的祖先、英雄及传说人物等，是佛教密宗与云南地区原始崇拜相杂糅的产物。楚雄土主庙在邻家凹，为巡抚岑毓英捐廉银而建。土(本)主崇拜在云南各民族地区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岑毓英在楚雄捐资建土主庙，对促进地方民族关系和谐有积极影响。

　　曲靖都天阁：晚清云南瘟疫肆虐，据学者研究，“咸丰、同治年间，仅云南、澂江等七府、厅，死于鼠疫的人口即达150万。”由于没有可靠的防治手段，人们寄希望于神力，云南民间相传都天太子为瘟疫之主，故从咸丰至光绪年间，在许多地区建有都天太子庙。岑毓英建曲靖都天阁，与民众共同祈福避灾，有凝聚民心、提振士气之作用。

　　昆明一塔三坊：常乐寺塔(又称东寺塔)建于唐中期，为13层密檐式空心砖塔，与西安小雁塔形制相似。忠爱坊始建于元代，为纪念元代云南行省首任平章政事赛典赤治滇功绩。金马、碧鸡坊始建于明，为纪念汉武帝派人求取云南金马、碧鸡神之事。这些建筑高大雄伟，造型精美，是云南与内地文化、科技密切交流共同发展的成果。到晚清，常乐寺塔毁于地震，三坊亦毁于战火。光绪九年(1883年)岑毓英主持重建工作，带头捐银2000两，地方士绅百姓踊跃参与。捐助人有姓名者15人，可以确定的身份有地方文武官员、商人、儒学教职人员及社会慈善人士等，登记的各社会团体机构约70个(类)，包括商业、社区、会馆及政府机关等，宗教团体有佛教龙华会、道教南斗会及回教客商等。捐赠除银钱外还有不少实物，可谓不拘一格各尽所能，生动展现云南和谐包容的多元文化，以及社会各阶层民众对地方文化事业建设的支持和参与。

　　重视方志编纂发展慈善事业

　　方志具有资政、教化、存史等功能，编修方志是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工作。光绪九年(1883年)，岑毓英以清道光《云南通志稿》修成后云南社会发生变迁，而文献无征，遂设通志局，聘请云南著名学者许印芳、赵藩等续修省志。所修光绪《云南通志》按前志体例，据案册、采访补道光至光绪初近60年史事于各目之后，是研究云南近代历史的重要资料。楚雄姚安人甘雨，历时七载，六易其稿，编成光绪《姚州志》12卷，岑毓英对他的工作十分赏识，欣然命笔作序。岑毓英对云南各地文化古迹的保护建设也十分重视，曾为通海奎星阁题“冠冕南州”匾，为蒙自缘狮洞题“滇南第一洞天”匾，为通海秀山涌金寺题写对联“大度包荒，统四海九州，咸归无量;和悦处众，历千秋万古，不改其常”，重修大理府太和学宫时还亲撰碑文，今天已成为云南重要的历史文化遗迹。

　　慈善事业在促进社会和谐及良好风尚等方面有积极作用，中国历代王朝政府都很重视。晚清昆明官方所设救助机构有普济堂、敬节堂、育婴堂、寄生所等，有政府专项经费支持;民间亦有稀饭厂、施棺会、保庶堂、同善堂、体仁堂、尽心社、养疾院等，因经费少且无稳定来源，多不能长久。同治十二年(1873年)云南省内局势稳定后，岑毓英即着手恢复普济堂，并拨盐税为可靠经费，由云南布政司指派专人负责，使贫苦残疾的老年人有一个栖身之所。光绪九年(1883年)又与官员共同捐资，在昆明大西门内钱局街大井巷建盖200多间平房，设敬节堂收容穷困无助的孀妇。后又集资建盖铺面，以租息为维持经费，此慈善机构一直存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民众感于岑毓英的善举，当其在昆明逝世，“殁于任所，柩出南城时，经过普济堂前，堂中老民均出而跪送。”(载于罗养儒《纪我所知集》)

　　近代以来，英法列强以武力不断蚕食云南边疆领土，在文化、经济上大肆渗透。岑毓英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铸牢边疆民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对英法殖民势力入侵，云南各族人民坚决捍卫国家民族利益，不仅有清政府组织的滇军在中越边境地区英勇抗击法国侵略者，还涌现出刀安仁、左孝臣、项从周、早乐东、勒墨夺扒等自觉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民族英雄，他们“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怀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核。

　　(作者系云南省社科院梁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