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王朝里，腐败是一大无法根治的顽疾，屡禁不止，愈演愈烈，成为长堤溃败的蚁穴。所有的家天下王朝都没有摆脱这样的厄运，都在腐败之癌的蚕食中，逐渐衰败落寞，进而江山易主，生灵涂炭。

　　于是，但凡睿智的君王，无不痛恨腐败，与之进行卓绝的斗争，不仅有制度建设，还有严刑峻罚。明太祖朱元璋因出身卑微，尤为痛恨贪官，他规定：地方官只要贪污受贿六十两以上，就要在土地庙前剥皮，人皮里面填充稻草，之后放在官府大堂的公座旁，以警醒其他官员。然而，贪官们却无惧于这样的毛骨悚然之戒，依然前仆后继地贪墨，使得大明王朝成为最腐败的时代之一。人们悉知的“康乾盛世”，其实也是腐败的高发期，英明的康熙和乾隆面对腐败也无可奈何，终究无法医治好制度的毒瘤，挽救不了大清灭亡的悲剧。

　　究其根源，不难发现其缘由主要有：古代封建王朝制乃一家一姓之天下，而非天下人之天下，国家被私有化，主权不在民，为了自家利益而置天下人于不顾，这是其国祚夭亡的根本原因。天下公器执于一姓一人之手，缺乏应有的政治理性，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不仅地方官僚腐败，就连王公贵族都腐败不绝，甚至连皇帝都腐败，为了满足穷奢极欲的生活，一些昏庸的帝王不惜卖官鬻爵或是随意增加赋税。《剑桥晚清史》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按照清朝政策的公开表示，商业利益服从国家的政治利益。但在私下里，甚至清朝历代皇帝都把广州贸易视为个人利益的重要来源。海关监督被外国人误认为是户部的代表，实际上，它由内务府授权，负责把广州每年海关税收多达85.5万两的现银输入统治者的私囊。海关监督功绩之大小，视其满足皇帝私人定额的能力而定。”[1]

　　再者，数千年的封建王朝一直都是以“人治”为中心，制度建设有限，即便有相应的制度，也几乎没有贯彻落实——明文法制是摆设，实际工作却依照潜规则行事，长此以往，腐败成风。而反腐败也是基于人治，而非法治，故而反腐效果全在于君王一人之能力与决心。监督机制缺少活力，只有来自官方的监督，且由帝王或者宰辅任命，没有民间力量的加入，不仅权力有限，往往陷入“监督者悖论”，即监督者无人监督，监督者与被监督者汗瀣一气，同流合污。

　　此外，古代官吏的薪俸低廉，福利微薄，却又无其它途径增加合法收入，故而腐败就成大多数官员的选择。东汉政论家崔寔，曾任太守，“历位边郡，而愈贫薄。建宁中病卒，家徒四壁立，无以殡殓”，主政一方的长官竟然如此贫穷，其他低级别的官员之待遇可想而知。明代正七品县令的月俸只有七石五斗，要养活一家之人，的确不易，更何况还没有其它国家福利待遇。因而被讽为，有明一朝，官俸最薄。即便是大清，官员的薪水也是捉襟见肘。曾国藩任翰林院检讨时，年俸约为一百二十九两，年支出约为六百零八两。个人财政赤字约四百八十两，只能自己想方设法解决。这种状况居然是当时京官们的常态。[2]不贪的话，如何解决债务难题?且贪腐的风险成本相对较小，而收益却无法估量，因此贪腐现象蔚为大观，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如此一来，在古中国的王朝时代里，不贪者反倒成为特例，被誉为清官或者廉吏，而这样的榜样，不仅要背负着沉重的道德十字架，还要终生过着清苦的生活，实非常人能为。被康熙赞为“大清第一廉吏”的于成龙，一生艰苦朴素，去直隶为官，他“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在江南任上，他“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被江南民众称为“于青菜”;官至两江总督，去世时，随身物品却只有一身官服，令人敬佩!而这样的圣人，令那些贪图享乐的凡夫俗子们望而却步，因此贪墨之风成为官场的惯例，众人心照不宣，默然苟且。更可怕的是就连百姓们也视之为“应然之事”，当官不贪不正常的社会风气席卷着历史。

　　然而，在腐败成常态的历史上，清末的海关竟然成了一个特例，从最腐败的衙门变为最廉洁的部门，自1861年到1908年，海关几乎杜绝了腐败，成为当时中国政府的唯一净土，以致于被认为是“世界行政管理史上的奇迹之一”。[3]这一奇迹是由赫德及其所代表的英国政治理念所开创的。

　　晚清政府屡遭外敌入侵，经历两次鸦片战争之败后，被迫开放口岸，英中贸易升级，英商大量入驻中国，清政府迫于形势，不得不进行政治改革，于是海关改革成为中英双方的共识——海关腐败，既是清政府的痛处，也是英国所憎恶的毒瘤。经过双方多次谈判，最后达成一致：推行中国海关改革，由外国人代管海关，最高长官为“总税务司”，全权负责管理海关一切事务。于是1863年中国海关迎来了第一个总税务司赫德。

　　这位年仅29岁的青年，带着勃勃的野心开启了他的政治之航。他一改中国式的反腐模式，而是进行全盘的改革，彻底清除腐败的温床。建立完善的会计制度，引入英国新财政制度。清晰明确的账目使得损公肥私的行为无处藏身。同时，建立独立的审计制度，专门成立稽查账目税务司，这是一个独立的机构，权力极大，相关部门都得接受严格的审查。接着，他推进海关人事制度改革，借鉴英国的文官制度，进人必考，杜绝一切关系户;更狠的是，他几乎不录用中国人，重要的岗位全部用外国人。与此相应，推进工资待遇制度改革，全面实行高薪养廉，除了年薪外，还有奖金与福利津贴，工作业绩突出者还有额外的奖励，工龄越长，待遇越高。晚清李慈铭任户部郎中(正五品)时，年薪仅135两白银;一位九品芝麻官，年俸33两，禄米33斛，折合成人民币2万余元，而海关级别最低的“额外通事”年俸为240-360两白银，年薪上千两白银的海关官员比比皆是。

　　因此，改革一推行，就收到显著的效果，海关行政效率大大提高，腐败之风迅速被遏制，税收猛增，致使清政府接连不断地褒奖赫德——1864年升其为按察使(三品)、1869年晋升为布政使(二品)、1889年提为正一品、1901年封为太子少保，可谓荣耀至极!1911年他死后，被追封为太子太保，恐怕受到如此礼遇的外籍中国官员，无出其右者。

　　清末海关反腐的成功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典范。在赫德的治理下，清政府海关税收迅速增加，1861年海关税收490余万两，约占总财政收入的9%，至1871年，就达到1100余万两，翻了一番，1885年海关税收比为18.8%。而到1904年赫德离职时，已经达到3020.65万两，翻了六倍多。1887年海关税收占总财政的比重接近25%。这无疑缓解了晚清的财政难题，也是赫德能够平步青云的秘密所在。魏尔特在《赫德与中国海关》中指出：“赫德任期内海关人员的违法行为没有超过五起”，据统计从1854到1870年，海关关员中共有4人行为不轨，1名因经商，1名因受贿而被除名。

　　此例表明，腐败行为并非无法医治，而是要如何去根治的问题?赫德对制度的信任是建立在对人性的怀疑之上，即制度理性更为可靠，以制度反腐优于人治反腐，建立完善制度，实行权力制衡，提升监督权，使人不能贪腐。竭力消除腐败的条件，改变关员的观念，提高待遇，解决后顾之忧，使人不愿贪腐。对于腐败分子，赫德坚决严惩不贷，执法必严，没有“下不为例”，使人不敢贪腐。从而有效止住贪腐之风，使得海关衙门焕然一新。史学家唐德刚赞其为：最有效率、有最好人事制度、员工薪给福利最好而贪污绝少的两个现代化大机关之一。[4]当然，需要指出是英帝国主义的赫德，是基于其国利益而进行的改革，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掠夺更多的利益。此外，要推进反腐败事业的进程，还需要扭转社会风气，使人们真正懂得主权在民，权要为民所用，只有公于天下的权力，才是合法的权力，从而铲除腐败的土壤。不可否认的是，赫德的自利之举，产生了利他的效果，不仅有利晚清政府，还有利于今人探索反腐败的有效方法与路径。

　　参考文献：

　　[1]《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73页。

　　[2]张宏杰：《顽疾》，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2页。

　　[3]王宏斌：《赫德爵士传》，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第1页。

　　[4]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1999年，第179页。

　　（作者系星空体育（中国）官方网站,XINGKONG SPORT哲学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