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于：《哲学分析》 2011年02期
 
摘要：骨腾肉飞，是今日之现代性的一个微观症候，反映着一个虚无主义时代的流动性、无根基性和感官沉溺。元谋人化石，那两颗安静的牙齿，犹如远古符号在今天映射出对于这种现代性的警惕、自觉与自反。于是化石成为了精神之物。这意味着，经由哲学的凝视，我们需要通过符号的文化人类学意义思索一下对于人类起点的根基意识，需要在传统文化中探寻一下物质时代的精神补钙资源，需要在流动变迁之中寻找精神栖居的家园，同时也还需要在科技迅猛发展浪潮中展开对文化载体本身的一种思考。
 
关键词：元谋人化石；现代性；精神之物；人类始源；精神补钙；家园栖居；文化载体
 
       1965年5月1日，地质部地质力学研究所在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附近，发现两颗猿人牙齿化石，为一左一右的上中侧门齿。经古地磁测定：距今约170万年，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化石。考古学家定为直立人元谋新亚种，简称元谋人。伴随元谋人牙齿出土的，还有17件石制品，经研究鉴别，属旧石器，其类型包括尖状器、刮削器和砍砸器。在同一地层中还发现了大量的炭屑和一些烧焦的骨头，并且在有炭屑的地方都伴有动物化石，属共生哺乳动物化石，有40余种，也距今170万年。这说明，元谋人不仅会使用自己制造的工具从事狞猎及采集活动，而且还学会用火，用火烤食他们所获取的猎物，开始摆脱了茹毛饮血的时代。元谋人早于“蓝田人”、“北京人”、“山顶洞人”等猿人，从而把中国发现的最早人类化石的年代推前了一百多万年，是中国乃至亚洲最早的原始人类化石。
       今日，元谋人牙齿化石的标本静静地陈列在位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元谋县的元谋人博物馆，隔着玻璃凝视这两颗安静的远古物质，我却想起了一些关于精神的东西，这似乎是对我们这个骨腾肉飞时代的一种启示。
       骨腾肉飞，有两个意思：一是指神魂飘荡[1]，二是指奔驰迅捷[2]。我们的时代，兼有这两个特点。所以，这个时代需要有两点坚实的东西：需要一点坚硬如牙一般的骨头的精神，来支撑中国人精神的骨头——在这个神魂飘荡的时代；还需要一点坚实如大地一般的家园的起点，来为我们这些在异乡飘泊，或者并没有在异乡却同样飘泊的游子的精神提供栖居之所——在这个奔驰迅捷的时代。物质需要精神的支撑，精神需要物质的载体。元谋人化石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是物质文化遗产，但却是一种精神之物。
   1、终点与起点
　　我们每一刻都站在时间的终点上，因为我们可以从“现在”回望过去，所以每一个现在，造就了“我”作为人类的终端。从这个意义上看，福山那部引起巨大反响的著作，其书名是经得起推敲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last man）”。因为这个可能性在逻辑上是存在的，并且每时每刻都可以兑现。然而，终端的另一端，“历史的开端与最初的人（first man）”可能吗？考古人类学从事的就是寻找这个判断的证据。然而，证据的争议是繁杂的。问题并不是证据的真伪可靠性，而是证据指代意义的确定性，进而是判据标准的确定性。
　　在历史上，我们总是能够遇到类似这样的情况：A学者在a地发现了头骨，将人类出现的历史推前了若干万年；不久，B学者声称人类的出现应以工具的使用与制造为标志（因为在b地发现了更为早期的燧石打制遗迹），于是人类的出现又被推前若干；再过不久，C学者声称人类出现应以火的使用为标志（因为在c地发现了炭灰积痕并且碳14鉴定确认其年代足够久远），于是人类的历史又提前了。[3] 终于，我们有了基因技术，通过对物种基因（并且附带线粒体基因，这一条件极其重要[4]）的检审，我们得以像神的眼睛一样跨越时空，可以看到从黑猩猩到南方古猿到能人、直立人、智人的谱系。可是，在这条曲线上，哪一个点可以作为历史的开端与最初的人？这已经不是一个证据确定的问题。
       假设，有神存在，而你去问他这个问题，神的尴尬一定也如同我们面对基因谱系图一样——他也不会知道那一个点，只能自嘲地说：“怎么我才一个不留神，大地上就有了人在蹦达！”其实，大可不必这样寻找人种的起源，因为这种探寻的逻辑必将导致探讨的问题被不断修正，以至于最后让人哭笑不得。最后，我们可能不得不面临这样的状况：人种起源变成了物种起源，物种起源变成了生命起源，生命起源变成了地球起源，地球起源变成了宇宙起源！而大爆炸的那一刻，连神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其实，既然人们对微积分的几何学意义大都明白，就没有必要一定去确定阿基里斯追上乌龟的那个点，可是，人们偏偏经常忘记这一点。对此，胡塞尔说：“很遗憾，这正是我们的状况，这正是全部近代以来的状况。”由于经验主义者对事实的崇拜以及因果论者的执着，自伽利略传统之后的近现代科学研究往往遗忘了几何学起源的最初意义，于是这成为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验论的现象学》以及《几何学的起源》中所批判的主题。对此，德里达的评论十分中肯：“起源的含义已经丧失，而科学却在继续发展。可是，由于科学活动的逻辑性本身囿于中介性之中，所以它会自失于某种梦一般的、非人的荒谬性之中。……几何学及其相关的科学被远远地逐出本质的直观之外。它们不可能被看见，与它们紧密相连的是被看作原则的假设。”[5]
　　那么，我们追寻人类的源头难道就没有意义了吗？
　　肯定不是。无法确认起源之点，并不意味着对起源的追寻没有意义。人之所以为人，皆因人有智慧。正是在人类身上，宇宙才认识到自己，才有了意义。思想是有力的，但也会因此使得事物变得空泛和抽象，因为意义本身就不是一个物理上的原子事实，为什么又一定要用物理事实来确定意义呢？想一想，不同的人们在确定自己国家的国歌时，为什么在一大堆备选方案中只选这一首而不选那一首，有什么非得如此不可的原子事实层面上的实证依据吗？在确定自己国家的国庆日的时候，为什么在各种有历史意义的备选日期中只选这一天而不是另外一天，为什么各个国家的理由和标准又不一样呢？所以，意义的标志并不是一个事实确证的问题。
　　但，意义是需要有符号来象征的，而符号是一定要有物质作为载体的。那怕是口头的言语（parole）[6]，也要有振动的气流作其载体。所以，符号的意义指认可以是人为的，但是符号的物理存在必须是确定的。这里存在着两个方面的结合与统一：一方面，如果我们要寻找一种叫做“人类精神”的意义，必指定一种符号作为意义的载体。可以是东非肯尼亚的原人头骨，也可以是德国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7] 的原人下颚，也可以是中国元谋的原人牙齿化石。在这里，指认是关键。但是，为什么指认这个，而非那个，其中并没有一个如同力学原理一般直接明了的因果关系。一般说来，这个指认的过程遵循着一种叫做“三定”的规则：公众约定、专家认定、权威敲定。另一方面，作为符号象征物的物理存在必须是确定的，同时，象征物与指代意义的关系又必须具有非常确定的联系——总得有点什么联系罢！一点联系都没有，那就太荒诞了，太不可行了。比如，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太可能指定一首儿歌作为国歌，哪怕是皇帝的老子最喜欢的也不行。
　　所以，追寻我们的起点，是一个“打造意义”的工程，这是一个符号学的问题。什么是符号？按照索绪尔所开创的符号学理论，符号是物体和其名称的统一体。物体及其所包含的意象是“所指”，而名称是“能指”。所指＋能指＝符号。比如，元谋人化石这个名称是指称我们祖先的“能指”。这个名称和这个化石之物所包涵的意象形象组成了一个符号。今天，我们看着元谋人化石想起了人类起点的问题，实际上是把这个符号的“能指”以物理的孤独载体固化下来，而我们对此意义的探究则是把这个符号意义的宏大“所指”拓展开来。　　
2、骨头与精神
　　“人的骨头很可能是精神力量的标记”，这是索尔·贝娄在其197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名著《洪堡的礼物》中所做出的著名断言。贝娄是一位极力探索当代西方世界精神危机的作家，他相信人生的价值在于维护人的尊严，总是探讨如何恢复人的本性，如何才能不使人变成物的奴隶的问题。他希望追求某种高于现实生活的精神生活，期望在混乱的世界中找到—席生存之地，可他又觉得似乎又永远也找不到这种东西。于是他不得不提出：“人总是某种东西，但他是什么呢？”这个疑问让我想起了元谋人。
元谋人所留给我们的，就是两颗牙化石。太少了？是的。可是，它们的年代、它们与人类的关系确定吗？确定。
确定就好办！
       对于确定性的起点，不是多和少的问题，而是有和无的问题。作为现代哲学思维发端的笛卡儿哲学，他所确定的起点不就是这么短短一句吗：“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我们的起点更简单，一个字：牙。这可是中国的土地内发现的最早的人的牙！
        牙有什么意思？
        牙，在中华文化中所代表的是骨头。“牙为骨之余”，这是中医理论中的说法；“牙为骨稍”，这是中华武术中的说法。意思都是一样：牙代表了骨的顶端——牙齿是骨头的最终升级版本。这大概反映了中国人对牙齿的一贯看法。所以，牙，是作为骨头的隐喻，进入文化视野的：“咬紧牙关”，是指坚守原则，有骨气；“咬牙切齿”，是指一个人恨到骨头里面去了；“好汉打落牙和血吞”，是指有骨气的人面对挫折时的行为方式。这些，都指向骨头。而骨头，是一个能够让绝大多数中国人产生莫明其妙兴奋感的东西。因为，人的骨头很可能就是精神力量的标记。很奇怪，不是吗？
　　我们的祖先对骨最初的想象，是产生了一个位于“月”字上面的结构。甲骨文的“骨”字有两款，其一像骨架相互支撑之形，其二像已经整治的牛胛骨之形。[8] 古文的“骨”字将甲文简化，下边又增添了一个“月”——“肉”字，表示骨乃肉所系连、包裹之物。“骨”的本意是人或脊椎动物内部坚硬的钙化组织，是在肢体内部起到支撑作用的那种东西。但由于“骨”的作用是支撑躯体，由此引伸，“骨”就成了人的内在气概和品格，也成了人工作品的内在理路、笔力和造法。进而由一个用于观察的陈述概念，演化成为了价值的评判标准和审美的评价范畴。有关骨的说法是很多的：骨气、骨血、骨节、骨干、骨架、骨肉相连；刻骨、露骨、彻骨、切骨、毛骨悚然；骨法、骨理、骨力、骨相、道骨仙风；软骨、耻骨、脆骨、短骨、贱骨、馋骨、俗骨、奴颜媚骨；硬骨、风骨、傲骨、钢骨、铮铮铁骨……
　　骨头，是肌体里面最硬的物质。精神，是肌体通过进化所能够产生的最非物质化的东西。这是硬与软的两极，而在中国文化中，骨头和精神从来就是裹绞在一起的。于是，就有了骨头与精神的辩证法，它是这样两个工整对称理念的对立和统一：“精神的骨头”和“骨头的精神”。
　　精神的骨头，说的是精神也可以转化为物质，而且是非常坚硬的物质。这不是一个哲学的隐喻，而是实实在在的可以转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舍利子。精神意识，据说是人的头骨中那一堆白白软软的物质中一个叫做“布洛卡区”[9] 的部分所产生的信息活动的产物，可是这种精神意识的修炼却可以产生坚硬的物质。经上说，舍利子（梵文为sarīra，即Buddhist relics）是一个人透过戒、定、慧的修持、加上自己的大愿力，所得来的。是往生后经过火葬所留下的结晶体，它十分稀有、宝贵。佛教认为，只有悟道得法的人才会自然有这样的结晶。《金光明经·舍身品》：“舍利是定慧所熏修，甚难可得，最上福田”。舍利子的硬度差别很大，有的坚不可摧，有的一碰就碎。据说硬度与修行程度成正比，修行越高，硬度越大。佛教界认为，舍利子包含巨大能量，修行层次高的人可以感觉它的能量，这种能量能够调节人体健康，让人趋福避邪。科学界认为，舍利不神秘，是素食者的钙化物。尽管《中国百科大辞典》也采用这种说法，可是，为什么不信佛不修行的素食主义者死后火化，从未见到舍利子？可见，如果没有精神的锻炼，单纯的饮食习惯是不会产生这种由精神到物质的转化的——靠嘴不可能吃出精神的骨头。
　　人是不能没有骨头的，但是，光有骨头有时候是非常不够的。比如赵构，据说他的骨架其实是非常伟岸坚实的，二十岁以前还敢自告奋勇甘为人质，硬得让女真人以为他是冒牌的皇族子弟。[10] 但是几经周折，却没有了骨头的精神，最后居然自断民族的脊梁骨。对于赵构，李亚平在其著作《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中有这样一个评价，比较有趣：“赵构身材魁伟，体魄雄健，天生神力。我们也知道，体魄与胆魄、胆识与权位不相称历来不乏其人。这，常常令人扼腕叹息。”[11] 固然，中国人需要健壮的体魄，因为我们从近代以来，受够了“东亚病夫”的苦头和屈辱。所以中国人的身体尤其不能缺钙，缺钙就会产生国民心理的各种历史综合症。钙的缺失不分男女老幼，不及时补上你的骨头肯定有问题。所以，你的骨头的质量如何？硬不硬？大量的钙还在流失吗？这些都是人们一直关心的问题，没有什么不对。希望健康，希望硬朗，希望补钙，理所当然是人类的三大神圣追求。然而，当全国人民都疯了似的造钙、疯了似的补钙……、当补钙的广告大战铺天盖地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冯小刚的电影《大腕》，就把现代人补钙的现象着实恶搞了一把。这充分说明，身体补钙易，精神补钙难——靠嘴同样吃不出骨头的精神。
　　骨头的精神，说的是物质也可以转化为精神，而且是强大的精神力量。这也不是一个文学的修辞，而是实实在在的转化，落实为中国历史中一个个硬骨头的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靠精神锻炼出来的硬骨头：由此，精神的骨头转化为骨头的精神，经常被称之为“傲骨”。人无骨不立：没有了精神和灵魂，人就成了尼采说的“人虫”。于是，就有人不信这个邪，偏要寻找更高远的境界，尽力保全那根无形的傲骨，使得我们这个世界古往今来的天地间充盈着许多高昂的气节，塑造着我们民族的灵魂，滋养我们的精神，顶天立地，令人景仰，令人沉思。中华民族之所以从远古走到今天仍不失元气，也没有像其他一些著名帝国那样衰落以至消亡，而是不断地觉醒和崛起，决不可漠视了傲骨的作用。傲骨实际上是支撑灵魂的那一根——精神之钙无形，看不见摸不着，听起来近乎抽象和玄乎，但却又实实在在，铿锵有形：有时它长在人的腰间，使人挺直腰杆，如陶潜一般不会为五斗米而折腰；有时长在颈部，使人高昂头颅，如严光一般不会为最高元首毫无水份的真诚友谊而俯首；有时长满人的全身，让人宁折不弯，不卑不亢，桀骜不驯，如文天祥一般“留取丹青照汗青”；也有时长存骨中，让人不会屈膝，如鲁迅一般“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实际上，中国人根本不缺乏这种“骨头的精神”的传统。
　　显然，牙对人的启示，必须透过中国文化才能充分转译与布展出来。人是需要骨头的，人更是需要精神的。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讲，牙是精神之物，骨头的精神就是精神的骨头。
3、飘泊与还乡
　　牙的隐喻提醒我们，精神之物是对死亡的超越：在甲骨文中，“死”字就是人面向骨骸的跽跪。所以，人是怕死的。如果有什么还可以称得上是人类的精神价值的话，起码可以有两个根本性的主题：一个是“怕死”，据说可以被称之为“追求对死亡的超越”（或者是追求“永恒”、“不朽”之类的什么）；另一个是“想家”，据说可以被称之为“对故乡与家园的向往”（或者是“寻祖”、“寻根”之类的什么）。所以元谋人化石籍着牙的隐喻的另一方面是：在流动时代中漂泊的精神的落根性。
　　故乡在哪里？故乡在你不在的地方。
　　这不是故作惊人之语。不需要神的目光，我们可以从时空两个维度来做一个想象：在空间里，故乡，仅仅是我们祖先飘泊劳顿后歇脚的最后一站——我们都是大地上的流浪者；在时间里，牙的化石，仅仅是祖先透过时间的汪洋递给我们的漂流瓶——告诉我们，他同我们一样，都是时间里的匆匆过客。所以，我们今天尽管可以得到人类迁移的这样一幅地图，然而，惟一确定的家园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地球。
　　可是，为何，人却有着寻根返乡的顽固愿望？
　　人们总是习惯性地认为：中国人是一个依恋故乡的民族，因为中国具有悠久的农耕文化历史，造就了我们骨子里比其他民族更加浓厚的恋土情结。其实不然。恋乡，是人类固有的习性。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乡愁，并不比我们轻。比如在西方文学中，看看那些伟大作品的主题吧，从托马斯·哈代的《还乡》到现代的T.S.艾略特的《荒原》等等，更不要说浪漫主义时期的荷尔德林的《回家》之类了。德国史家莫斯（George Mosse）在他经典之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危机》中指出，追求“根源感”也是德国近代以来的民族意识形态。[12] Nostalgia——思家病，乡愁，怀旧之情——是西方文学和哲学从古到今没有断过的一个主题，指的是对过去事物、人或环境苦乐参半的渴望。它的词源是希腊语nostos ：返回家园。因而可以说，追寻故乡，向往家园，是人类的另外一个精神价值。因为，家园，意味着生存问题以外的意义，是一个包含了一切活着的美好事物的集合。海德格尔说：“一切本质的和伟大的东西都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人有一个家并且置根于一个传统。” [13] 家，是栖居之所；因此，想家，是精神得以存在的状态。
　　什么是栖居？栖居不是居住于某处：我们住在城里、住在城外；我们旅行，时而住这里、时而住那里。如此的居住无非就是占有一个居所而已，而真正的栖居在于精神的安置。精神不仅仅是附加于栖居之上的一种修饰或者津贴，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有了精神，才使得栖居成其为栖居。通常的、广为人知的建筑，固然会为我们带来许多好处。但是，只有当人们以另外一种方式已经建筑、正在建筑并且仍然有意于继续去建筑精神的居所，人，才能够栖居。栖居，意味着人在大地上的逗留，意味着每一个必死的凡人都知道他自己就委身于、并且裸呈于这块大地之上。
        那么，我们可以凭借什么达到栖居的处所？当然是通过建筑，建筑是栖居的途径。凡是能够让我们栖居的人类精神的构造，就是一种建筑，精神的建筑。我们的时代需要这么一个精神之物的建筑，因为这是一个精神不容易得到安置的时代。精神充满巨大压力与张力的时代，是一个充斥了厚厚乡愁的时代，因为技术的发达使一切都显得太快，我们得以凭借技术“以时间压缩空间”，[14] 正是我们使自己处在流动的现代性之中。[15] 可以说，精神的无家可归，才是栖居的真正困境。如果说现代性充满了荷尔德林、海德格尔们所谓的“乡愁”，那么后现代性则是删除了乡愁，使人们意识到：无家可归就是我们时代的真实生存状况。所以，在一个快速流动、奔驰迅捷的时代中，不管身处故乡还是异乡，都已经只能是一个精神上的飘泊者，飘泊者是需要对家园的想象的，用来为飘泊时代中的精神构筑栖居的处所。
       这个飘泊的时代又是一个消融一切的时代，不只是消融硬骨头，而且消融硬骨头意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那句名言极其准确，他说，现代性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冷静地直面他们生活的真实状况和他们的相互关系”。[16] 所以，这是一个在精神上严重缺钙的年代，尼尔·波兹曼发出惊叹：我们正处于一个把自己娱乐至死的时代（他的书名十分有趣，原文是“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用大白话说就是“乐死咱自个儿”）。[17] 波兹曼提到“反面乌托邦”的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赫胥黎和奥威尔。[18] 与奥威尔在《1984》所担心的强制性的社会截然不同的是，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文化一旦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繁琐的世事中，人们就会在浩如渊海的信息汪洋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变得丧失学习和思考的能力，这样，我们的生活就会由于享乐而失去了自由和本性。这一主题正是法国“景观国际”[19] 和日常生活批判理论[20] 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与现代性理论所直面的现代社会的那些所谓“辉煌”方面不同，日常生活批判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那些不为我们所注意的方面，在这些方面展示的，正是经过掠夺的日常生活。列斐弗尔之所以要展开日常生活理论批判，恰好是因为，赫胥黎在《美丽的新世界》中所做的“反面乌托邦”预言正在把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变为在快乐中“郁闷着”的现实，郁闷就意味着人的灵魂没有获得充足的栖居空间和良好的精神滋养。所以，这个时代还需要硬骨头的精神，来支撑这个民族的精神的骨头。
骨腾肉飞的时代是需要精神之物的。
4、载体与文化
        据说，人除了关心“我从哪里来”，还关心“我去往何方”。但哲学家们普遍认为那是一个伪问题，因为“我们能够去往何方”往往是一个人所操心不来的。因此，我只能关心我现在所是的样子，顶多关心一下以后的人们是否还能记得我们现在的样子。所以，人们总是喜欢给自己照像、给思想画像、给时代塑像……目的很明确：把今天“存在”的“在场”，带入明天“时间”的“不在场”。这些造像的活动及其成果，一般来说，被称为“文化”。这样，我们得以在文化中借用一种想象的维度来对抗时间对生命的根本性限制。
        文化是什么意思？据说，文化就是生活的一切的一切。这是对的。但，仅有正确是不够的，因为正确性往往导致我们对意义本源的遗忘。必须知道，这种文化的意涵乃是源于中世纪后的欧洲对Culture的理解。以中文的语法习惯来理解的话，文化的本意应该是“以文来化之”，化的对象是每一个时代的生活。而“文”，就是“纹”，文化也就成了“以刻写的方式来把生活带入其不在场的时候，使之在场”。这才是“文化”在人类学上的意义。如是观之，《史记》以及《汉莫拉比法典》可算是最为本真意义上的“文化”了，因为那是真正刻写在其载体之上的符码，前者刻于竹片，后者刻于泥板。
        文化能够走多远，完全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刻写的载体能够存放多久，二是有没有人愿意接着把它们刻写下去，三是刻写的符码能不能被后来者所弄懂——比如，阿斯特克神庙石头上的象形文字就始终没有得到确切的解译，再比如，对埃及金字塔这种文化符码的解说也众说纷纭。并且，这三个因素还有一个限制，那就是刻写的样本限制。《史记》是以司马迁的眼睛来取样的，而《法典》则是以汉莫拉比大王的嘴巴来取样的，所以，这些文化样本的信息量是十分有限的。就算有人愿意接着刻，也只能将有限信息传递下去；就算有人能够读懂，也只能把有限的遗憾传播开来。
       所以，我们能够在多远的时间里超越生命，取决于文化；而文化的里程、文化的命运，取决于传承的载体。物质决定精神，那是因为物质载体的命运承载了精神的寿命与容量。
        试设想，如果有一种载体：
        其信息样本的来源不再是由某一个人来把关，而是由千千万万的人来参与……
        其刻写的载体不再是依赖于某一特定物质的物理寿命，而是可以不断复制……
        其刻写的内容不再是抽象的符号与符码，而是生动鲜活的图像、录像、以及声响，甚至，以一种今天尚且无法想象的全息方式，比如，突破视觉和听觉而包括嗅觉、触觉……
        其刻写记录的对象不仅仅是个体的外部信息，甚至还可以包括个体的内在信息，比如你的DNA……
        勿庸赘言，那将是一场载体的革命。
        那么，这种载体就已经不再是生活的标本、时代的样本。因为这个载体已经是一个时代的生活的DNA了。借用理查德·道金斯的meme概念，[21] 这个载体就是一个超级的“谜米型”（memotype）。[22] 那时，对于生命的根本性限制，我们将不再只是以一种想象性的、象征性的方式来超越。
        我相信，在未来的某一时代，当使用汉语的人们谈论起生活的时候，将不会再用“文化”这个概念来指带时代生活的全部集合。取而代之的，将会有这样一个貌似眼熟然而陌生的概念——“息化”——那就是一个时代生活的超级基因。
 
写于2006年11月，改于2010年10月
 
注释：
[1] 《隋书·地理志中》：“齐郡旧曰济南，其俗好教饰子女，淫哇之音，能使人骨腾肉飞，倾诡人目。”
[2] 《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所载：“庆忌之勇，世所闻也。筋骨果劲，万人莫当。走追奔兽，手接飞鸟，骨腾肉飞，拊膝数百里。”
[3] 关于这些考古人类学史上的激烈争论，参见：克里斯多夫·威尔斯. 人类演化的未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 以及：Jolly, A. (1985) The Evolution of Primate Behavior, 2nd edition. New York: Macmillan.
[4] 线粒体（mitochondria）并不是我们细胞完整的一部分，而是一种原先和我们相当疏远的细菌寄生的后代，大约在2亿年前侵入我们的细胞。它们有自己的染色体，所以可能减缩体型，因为它们不再需要携带足够的信息去创建整个线粒体，这样，它们大部分的基因都已经遗失或转变为染色体的寄主，并且与宿主形成极其关键的共生结构，主要是制造能量。由于线粒体并非由精子传播而是经由卵子从母体传播，所以每一个线粒体的染色体都是将自身完整地复制传递给下一代。并且，由于线粒体DNA不同于人的两对呈现方式，而是以成百甚至上千对的形式出现，所以化石骨骼中的DNA会因为时间的关系而分解，但是古老的线粒体DNA中比在染色体中更容易找到完整的DNA，所以，线粒体DNA更能提供关于人类物种历史特殊性的证据。关于我们的线粒体DNA树，参见：(1) Goldberg T.L. and Ruvolo M. “The Geographic Apportionment of Mitochondrial Genetic Diversity in East African Chimpanzees, Pan troglodytes schweinfurthii,” Molecular Biology and Evolution 14 (1997): 976-84.   (2) Gerloff, U., Wills, C. and Gagneux, P. et al., “Mitochondrial Sequences Show Diverse Histories of African Hominoid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   (3) Nei, M. and Saitou, M. “The Neigbor-joining Method : A New Method for Reconstructing Phylogenetic Trees,” Molecular Biology and Evolution 4 (1987): 406-25.
[5] 德里达. 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 [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 p109.
[6] “parole”指我们所说的“话”，而不是我们所说的“言”，体现出关于“说话”概念的另一个非常活跃的、突出口语性（口头的、活生生的）和主体个性的维度，而这个维度常常被人们习惯使用的“discourse”概念所遮蔽。参见：史忠义：“若干词义辨析”，引自：米哈伊尔·苏波特尼克. 言语行为哲学——语言的精神衬托与日常性 [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年, p2.
[7] 海德堡人是大约500万年前的人类，替他们命名的标准也只是因为他们具有比较低的下颚。最近有关海德堡人的研究发现见于 Roberts M.B., Stringer C.B. and Parfitt S.A. “A Hominid Tibia from Middle Pleistocene Sediments at Boxgrove”, Nature 369 (1994): 311-13.
[8] 唐汉. 汉字密码 [M]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2年, p452.
[9] 保罗·布洛卡是一位外科医生，神经病理学家和人类学家。他是十九世纪中叶医学和人类学发展史上的一位有名人物，在痛症病理学和动脉瘤治疗中做过出色的工作，对理解失语症（即明确表达思想的能力受到损害）的起因做出过划时代的贡献。布洛卡是一位上乘的脑解剖学家。他曾对早先曾被称为嗅脑（smell brain）这一边缘区作过重要的研究，我们现在知道这一边缘区跟人的情感有密切的关系。正是布洛卡发现了在大脑皮质左前额叶处第三脑回中的这个小区，这个小区就是目前为人所知的布洛卡区。尽管布洛卡当时只依据片断的证据，但实际上已揭示出，清晰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就在这个区内并受该区的控制。这是大脑左右半球各具功能的首批发现之一。而最重要的还在于，它第一次指出，特异的大脑功能定位于脑的特定部位，并指示出，大脑结构和大脑功能（有时被称作“心理”活动）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参见：Carl Sagan.(1979) Broca’s Brain: Reflections on the Romance of Science. New York: Random House.) 不过，当代认知科学的发展进一步揭示出意识的意义得以产生并非大脑的某一单独区域的功能，而是通过“并行运算”的机制。比如，克里克和科赫在研究视觉神经元网络的基础上，提出把意识解释为“神经元相关网络”，指出，意义是从脑皮质系统各处分布着的数目巨大的相关神经网络之间的关联产生出来的，他们所要表明的是，在意识之前，由许多神经元网络的复杂联结产生了“意义”，与单独的神经元网络不同，“意义”以整体形态离散式地分布在整个神经元网络之中。(参见：Crick, F. H. & Koch, C. The Hidden Mind: The Problem of Consciousness, Scientific American, 2002. August.)
[10] 史书上是这样记载的：时肃王枢及康王构居京师，帝退朝，康王入，毅然请行，曰：“敌必欲亲王出质，臣为宗社大计，岂应辞避！”即以为军前计议使，张邦昌、高世则副之。诏称金国加大字，命引康王诣殿阁，见宰执。李棁曰：“大金恐南朝失信，故欲亲王送至河耳。”王正色曰；“国家有急，死亦何避！”闻者悚然。参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第九十六》。
[11] 李亚平. 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 [M]北京出版社, 2004年, p202-203.
[12] 郭少棠. 权力与意志——德国现代化新论 [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 p139.
[13] 海德格尔. 人，诗意地安居[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 p30.
[14] “以时间压缩空间”以及“时空压缩”，是安东尼·吉登斯等人在现代社会学中提出的命题，指我们可以凭借技术在很短的时间内跨越巨大的空间距离，这样，时间、空间就似乎被压缩得很小了，形成了当代“时/空压缩”的社会现象。参见：①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 结构化理论大纲 [M]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②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0年. ③吉登斯. 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
[15] “流动的现代性”是社会哲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一个主题，意思是指流动性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和价值标准。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流动性成为了一种价值判断的标准：拥有了流动性则成为全球人，标志着一种新的自由；而在一个现代性的社会中处于本土化与固定性的生活状况，则被认为是令人反感和处于被社会剥夺和贬黜的地位。其实这些都是现代性或后现代的意识形态，用来抵消“流动生活”所带来的苦楚。参见：① 鲍曼. 全球化——人类的后果[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年. ② 鲍曼. 流动的现代性[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2年. ③ 鲍曼. 现代性与矛盾性[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年.
[16]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国内的《全集》第四卷是这样翻译的：“一切等级制的和停滞的东西都消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于是人们最后也就只好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生活处境和自己的相互关系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1年, p469.） 本文所引用的文字是根据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中的翻译，而该书又是根据Robert C. Tucker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Norton1978年第二版）第577－578页。（参见：马歇尔·伯曼.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年, p23、466）这与国内1972年的《选集》版的表述比较一致，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年, p254.
[17] 尼尔·波兹曼. 娱乐至死 [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
[18] 关于两种不同版本的“反面乌托邦”之比较，参见：尼尔·波兹曼. 娱乐至死 [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
[19] 关于“景观国际”的理论，参见：① 居伊·德波. 景观社会 [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 ② 道格拉斯·凯尔纳. 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 [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年. ③ 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芬·贝斯特. 后现代转向 [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
[20] 关于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参见：① 俞吾金等. 现代性现象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对话 [M] 上海：上海社会学科院出版社,2002,p161－174. ② Herri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The Penguine Press, London, 1971. ③ 刘怀玉关于列斐弗尔的相关研究论文，这里不一一列举。
[21] Dawkins, R. (1996) Climbing Mount Improbable. London, Penguin.
[22] Blackmore, S. (1999) The Meme Machi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bstract: GuTengRouFei, a microcosmic symptomatology to the nowadays modernity, enantiomorphously reflects the fluidity, rootless, and sensory addiction of this nihilism time. Two tacit teeth, the fossil of Homoerectusyuanmouensis, precisely mapping a vigilance, consciousness, and self-counteraction to this kind of modernity, just like a remote sign. Thus, the fossil turned to be a spiritual material. It means, by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we need to think about the root of human by the approach of symbolic cultural anthropology. By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we need to probe a resource of calcium-supply for our spirit from our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is age of material. By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we need to search a homestead dwelling in the fluidity, also, we need to think about the carrier of culture for itself in the wav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ey Words: Fossil of Homoerectusyuanmouensis; Modernity; Spiritual Material; Root of Human; Calcium-Supply for Spirit; Homestead Inhabit; Carrier of Culture
 （责任编辑：代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