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社会科学网围绕云南的对外开放与国际区域合作对我院院长任佳研究员进行了专访，以下是专访的全文。

云南的对外开放与国际区域合作　

　　记　者：任院长，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的采访！2009年7月，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的要求。今年5月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支持云南加快建设中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请您结合云南的实际，谈谈云南如何实行对外开放与国际区域合作战略？云南在区域合作、东盟自贸区建设等领域的优势表现在哪些方面，又有哪些方面需要加强？

　　任　佳：如果是从云南的对外开放来讲，云南对外开放我们最早提出：面向东南亚、南亚开放。这样一个大的战略。那是始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省委、省政府一直是非常重视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开放。持续了这样20多年持之以恒的推广：面向东南亚、南亚。应该说我们还是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党中央和国务院非常重视，因为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从沿海开始，从沿海逐步到沿边，沿边的开放越来越重要。云南省是配合国家的大战略来推进我们面向周边国家的对外开放。2009年7月份胡总书记到云南来视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战略定位：把云南要建成中国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从我国的版图上看，云南的南部就是整个东南亚、南太平洋；向西就是南亚、印度洋。所以云南有很明显的区域优势，这个优势是中国其它省区市没有的。这就是我们既面向东南亚，又面向南亚。所以总书记提出来，是中国向西南方向开放的重要桥头堡。这个定位是非常准确的。从2009年总书记提出以来，云南省上上下下都在研究“桥头堡”的建设问题。桥头堡的建设情况，有几个方面：

　　第一，云南省是面向西南的重要门户。实际上历史上，云南就是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那么有什么具体的内涵呢？它是要一个面向印度洋的战略通道。我们在1999年的时候，就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第一次西部大开发的时候，云南提出来要把云南建设成为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国际大通道。现在桥头堡里面提出来的第一个内容：门户。门户的第一个方面就是交通。它是交通的一个通道，同时也是能源的一个通道，再一个是物流的通道，还有一个是信息的通道。所以不管是作为门户也好，作为战略的通道也好，它应该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交通、能源、物流还有信息。

　　我们先来讲讲交通。云南的交通优势在哪里？现在我们国家在积极推行“亚洲公路网”和“泛亚铁路网”。亚洲公路网和泛亚铁路网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亚洲公路网是2004年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签署的一个亚洲国家间的公路网协议。2006年签署了泛亚铁路网，这一个亚洲政府间的铁路网协议。整个亚洲的周边国家都是协议国。云南为什么又特别重要呢？因为云南是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陆路交通的重要枢纽。泛亚铁路有三条线：东线、中线、西线。东线要通过云南进入到中国，中国要连接东南亚都要从云南走。东线，连接越南通过东南亚国家，一直到新加坡。中线是从老挝进来。还有西线是从缅甸方向进来。所以泛亚铁路的三条线都是通过云南的。还有就是亚洲公路网。亚洲公路网也是有多条线路通过云南去连接东南亚、南亚。所以整个的云南地区被泛亚铁路和亚洲公路网覆盖了。这是我们独特的优势。再一个就是航空。目前我们省是开通向南亚航线最多的省。2007年是和印度加尔各答开通航线，2005年和孟加拉国开通航线。现在陆续和尼泊尔、斯蒂兰卡开通航线。在中国的省市里面，云南省是在航线上连接东南亚、南亚最多的省。在我们的努力下，开通了很多东南亚、南亚航线。同时我们还开通了迪拜的航线。迪拜它是属于西亚了。云南在这个区位上，不论是从交通还是从地理位置上，它确实是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门户。

　　第二方面是能源的通道。云南本身就有清洁能源，像水能。可以和周边国家开展能源的合作。周边国家也有和我们合作的愿望，比如说：缅甸、孟加拉国。与我们建立石油管道，开发石油或者开发天然气。同时我们的水电也往外送，支持周边的国家。周边国家的发展需要充足的电力支持，但是在它们在这方面是短缺的，希望得到我们的帮助。这样的合作就形成了一个能源的通道。

　　第三方面是物流的通道。我们陆路有多条线，跟东南亚、南亚联系。我们在历史上就有：2000多年的南方“丝绸之路”。我们现在要把南方“丝绸之路”变为有集装箱运输的现代化的运输体系。物流的通道要基于口岸的建设。现在云南有20个口岸，有很多国家级的陆路口岸。陆路的口岸建成以后，它就是对外连接的物流通道。比如：云南省最南端的磨憨，与老挝的磨丁口岸接壤，是中国通向老挝的唯一国家級一类陆路口岸。另外就是瑞丽的姐告和木姐这对口岸开通了以后，它也是物流的重要通道。所以口岸的建设也是门户面向西南开放的一个重要方面。

　　最后就是信息的通道。现在云南已经是国际区域信息枢纽的城市，国家已经布局在这里。今后我们要建很多的互联网、宽带，这样硬件的东西。把它作为一个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的信息枢纽。

　　第二，云南要建成产业的基地。现在的云南需要加强哪些方面？我觉得就是产业。因为要成为开放型的体系，首先经济方面要加强。经济的基础就是产业。除了我们刚刚讲的门户的建设哪些硬件，如果没有产业作为支撑，经济前沿就没有基础。所以我们要建产业基地！但是这个产业基地一定是要有特色的，要有外向型的产业基地。过去云南作为边疆是封闭的，特别是在冷战时期，所以对外合作是很不足的。这是受之于国际关系来讲的，它是封闭的。但是现在中国开放了，周边国家也有强烈的愿望，希望中国开放。它要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这是一个双向的、互利共赢的举措。

　　要建立开放型的经济体系、建立外向型的、有特色的产业基地，云南要做什么呢？ 我们在第一产业——农业方面有很强的特色，比如说：烟草、生物资源都很丰富。云南的气候是立体型的气候，它的农业产量很丰富。这是云南的特色。从第二产业——工业来讲，我们也有特色。我们今后可以改变传统的开发模式，用一种的新的理念来做第二产业。现在第二产业里除了有传统的矿产、有色金属、烟草外，还大量的发展生物医药和装备制造业。在装备制造业方面，云南的特色就是“光学、机械、电子”。在这一块可以把一些新型工业化的元素注入到传统的工业里面，提升和改善我们的传统工业。按照新型工业化的思路来发展，信息产业肯定要大量的发展。我们要用信息工业来改造传统工业，我们可以做的空间很大。一直以来，我们都强调和印度的合作，印度的信息产业是比较强的。我们的硬件强，他们的软件强，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合作，来发展我们的信息产业呢？我们的信息产业发展以后，把我们的传统工业改造成一种新型工业，来提升整个工业的结构。我觉得这方面也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包括能源工业，刚刚讲到了清洁能源水电，还有风能、太阳能，这些也是我们的优势。在能源方面，也有很多潜力可挖。现在应该加强的是进出口加工业。过去不太重视这一方面。周边的国家，它们经济发展的阶段比我们要低，那他们需要的工业我们可以帮助它们一起来发展。它大量需要的产品是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基本的生活资料。那我们可不可以在云南生产、加工，然后出口到这些国家呢？我觉得是可以的。像这样一些国家它都在搞经济建设，它大量需要的这些资料，我们是不是可以供给。来发展我们的出口加工业呢？ 在这一方面，我们也是有很多潜力可挖。

　　我们的思路要变，要根据周边市场的需求，来为周边市场加工生产一些它们需要的产品。也就是说，我们的要更多的放在西南亚、南亚的周边，而不是更多的放到内地、放到我们的中心城市。因为云南远离中心城市，但是周边国家就在眼前。它们的需求量又那么大，那就要生产适合它们的产品。进出口加工业里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就是农产品加工业。农产品加工就是食品、粮食的一个加工。是周边大量需要的。它们还需要药品。过去我们中国的药品还大量的进入缅甸的市场，现在东南亚更多的市场是被印度的药品占领了，特别是缅甸市场非常明显。中国的中医、中药周边国家非常喜欢，云南的中草药是一大资源，周边国家很喜欢我们的中成药。所以进出口加工业在这一方面也存在很大潜力。

　　第三产业就是旅游业。这是我们的强项也是我们的优势。这一方面，我们和周边的国家有合作。但是我认为还应该加大力度。云南省委提出了“两强一保”的战略。“两强”中的其中一强就是指民族文化强盛。民族文化强盛怎么做好呢？就是要通过旅游，把我们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作为“桥头堡”建设来讲，云南它既是一个经济的前沿，也是国际文化交流的前沿。我们已经跟周边国家形成了各种各样交流的平台，这个也是第三产业里面可以拓展的。

　　再有就是物流产业。现在生产性的物流、生活性的物流也是国际性的物流，物流一定要在云南发展起来，这样才能支撑我们作为经济的前沿。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方面就是金融。现在人民币已经周边化，云南是中国的一个试行点。现在到周边的国家去买东西，大量的国家不要美元而是要人民币。过去我们到泰国、印度这些国家，买东西它会要美元，现在我们问他们要什么，他们说要人民币。人民币已经自然地成为一种流通的货币了。作为经济开放的前沿，金融也是第三产业里比较重要的内容。从一、二、三产业来讲，云南可以成为一个产业的集聚地。但是需要我们在“桥头堡”建设中加快步伐来建设。

　　云南作为我们国际区域合作的先行区，也就是说国家现在给我们的政策，像“十二五”规划、国家的主体功能区规划都相继出来了，我们都看到了“十二五”规划或者西部大开发都提出来,对沿边地区整体布局。东北的黑龙江、吉林、内蒙，要把它们建成面向东北亚的枢纽。而新疆，则是提出来要把它建立一个向西开放的前沿。广西是对东盟开展合作的一个高地。云南是重要的桥头堡。

　　在“十二五”规划当中就有一条：对口岸、边境地区、边境的城市、边境经济区和跨境经济合作区要给予优惠政策。这给我们国际区域合作先行区政策上很大的支持。云南在先行区做了哪些呢？一个就是GMS，这个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也就是“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这个是云南在上世纪90年代推出的，由亚洲开发银行支持的一个面向太平洋的机制。本世纪初以来，又推出“孟中印缅区域经济合作”，就是面向印度洋的经济合作机制。是我们中国的学术界以及印度两方发起的，并且把缅甸和孟加拉国也吸纳进来一起做的。开了那么多条面向南亚的航线，就是五年、十年这样不断的推广实现的，可以看到我们合作的成果。这就是我们的先行区、走出去的先行区、国际合作的先行区。云南在合作方面，立足“大湄公河”和“孟中印缅”，面向东南亚、南亚。或者说更远的地方，就是西南这两个方向。在这个方面是我们的先行区。这是桥头堡建设又一大的领域。

　　再一个就是生态屏障。云南是大江大河的源头，如果我们不保护好我们的生态，那么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或者说我们世界这一区域的可持续发展都会成为问题！我们有国际河流，比如怒江，它出去就是缅甸境内的萨尔温江；澜沧江，它出去之后是湄公河；红河，它和越南是连接的。这样的河流不光是国内的问题，它涉及的是国际的问题。在桥头堡建设当中我们把“生态屏障”这一条明确地提出来。作为国家来讲，它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分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像大江大河的源头是要保护好的。我们怎么用一种新的科学开发的理念来做发展？就是要保护好我们的生态环境。所以这一块儿也是我们桥头堡建设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最后一个就是社会方面的。云南它是多民族又是边疆，那么多民族怎么和谐地共处？边疆又怎么来稳定、繁荣？这是一个社会问题。桥头堡建设它是经济的前沿、它是文化的前沿、它同时也是边疆民族安宁和谐的一个前沿。从社会这方面来讲，云南要作为全国的边疆民族和谐的示范地。这个也是桥头堡建设里面要做的一个重要内容。现在怎么做呢？我们在扶贫、在跨界民族。我们现在有十六个跨界民族，比如说：壮族，它有跟越南跨界的；像傈僳族、佤族、傣族等等好多民族在东南亚都有分布。我们就是要把这些跨界民族，在我们国家的部分建设地比其它国家都好，成为一种示范。要不然这些少数民族就不会有国家的认同感，就会有民族的认同感。如果没有国家的认同感，这些少数民族就会有分离的倾向。所以，这一方面对我们的桥头堡来讲、对我们的社会来讲，边疆的稳定、民族的团结尤为重要。

　　桥头堡建设里面，涉及到的内容比较多。但是总的来说可以归纳为：经济、文化、社会。云南是面向西南开放的经济的前沿、国际文化交流的前沿、同时也是我们的边疆民族安宁团结的前沿。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桥头堡建设的内涵。

　　记　者：任院长，您在推动云南省对外开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能否请您谈谈您是通过哪些渠道开展有关研究和实务工作的？
　　
　　任　佳：首先我们做了一些前瞻性的战略研究。这个研究一定是和中国对外开放的实际、云南的经济、云南社会发展的实际以及云南对外开放的实际紧密结合的。我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中期就开始研究这个“国际区域合作”。我自己的专业是经济，通过研究云南的对外开放，逐步的研究国际区域合作。一开始就是研究环孟加拉湾，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然后就研究东南亚、南亚的经济合作。历史上来看：只要云南是开放的，云南的经济就是繁荣的。

　　我们从研究历史得出：云南必须要开放！所以我们把云南的对外开放一直作为我们这个团队研究的重要领域。孟加拉湾是世界第一大湾，它周围分布的很多国家和区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了对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更长远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这一区域也是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区域之一，但是它也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为什么要发起这个区域的合作呢？就是因为想改变这些贫困的地方。向孟加拉国、缅甸、印度、还有我们国家的云南都是非常贫困的地区。但是这里的资源很丰富。我就研究：为什么这些地方资源丰富还会那么贫困？我得出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些地区不开放，相互的封闭。长时期的冷战，远交近攻的思维导致这些国家对邻国非常的封闭。

　　我在上个世纪90年代去了印度，给我的感觉就是：那么大的一个国家、那么大的一个市场，就在我们面前，可是我们对它知之甚少，几乎不往来。所以我就有那么一个想法：我们一定要对外开放，而且一定要面向南亚开放。因为东南亚我们开放的还比较早，而且我们的关系比较好。对于南亚就觉得非常的陌生。实际上历史上我们和南亚是很好的，古代的茶马古道南起云南茶叶主产区思茅、普洱，中间经过今天的大理白族自治州和丽江市、香格里拉进入西藏，直达拉萨。有的还从西藏转口印度、尼泊尔，是一个环线。那时我们的关系非常的好。但是后来就相互的不来往了，不开放了，就封闭了。

　　记　者：刚刚您说我们过去和印度关系是非常友好的，那后来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封闭呢？
　　
　　任　佳： 一个方面就是我说的“冷战”，另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在1962年和印度有过一次战争。当然1962年并不是我们去侵略这个国家，而是它不断地使用前进政策，不断地侵略我们的领土，我们自卫反击，带来了40多年的和平。但是涉及到边境问题很复杂，它是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在我看来，是当时的英国殖民地，给我们两国留下的一个祸根。当时的麦克马洪划了一条麦克马洪线，把中国的大部分领土划分到英印殖民地，印度独立了，它就继承了英国的殖民地，就把这块认为是印度的。但是我们国家从来没有承认过。我们国家当时国力很弱，根本就顾不上边疆，没有收回我们的土地。印度则把它占领了。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问题。我们现在一定要讲“和平的发展”。而且要在周边的国家形成这样一种中国式的理念。

　　国家倡导“和谐世界，和谐周边。”我觉得这个提的非常的好、非常的重要。现在中国崛起的太快了，周边的国家对我们都很担心。所以我们提出的“经济合作”、“桥头堡建设”都是互利共赢大的。要让周边国家切切实实地感受到老百姓的收入是在增加的，对它们是有好处的，这样的合作才是持久的！我们学术界一直在推崇这样的做法。最早我们跟印度的学术界联系，他们很认可中国学术界的这个观点，并且很感激我们一直在用一种非常和平的方式推行。他们跟我们的来往非常的多，多了以后就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论坛的机制。就是我刚刚说的“孟中印缅”的论坛机制。这个机制也是在我们的推动下形成的，要不然印度是不太会和我们中国的政府之间来往的。它很喜欢和民间、和学术界来往。就像我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我们地方的社会科学院，他们是非常希望和我们这里面的学者进行交流的。他们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二轨，政府间的交流是一轨。所以他们一直强调二轨的交流。印度和我们中国，以及周边国家有很多理解上的问题，我们的互信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这个互信的建立是需要大量的、非政府的、民间的渠道来进行的。要人民之间的交往多了以后，才能增进互信。我们学术界就在推“互信的建设”这个工作，并且做的很成功。第一个就是学术研究的成果，第二个就是学术交流。我们的一些研究成果也得到了国家的有关部门的认可。有些是直接和国家有关部门共同合作做的，像最早的时候，我们和中国国际基金会还有国家计委，在做面向印度洋的开放，这样的一些课题。

　　后来我们又提出了一个比较大胆的、有创意的想法：中国有面对中亚的“上海合作组织”，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建立一个“昆明合作组织”？这个外交部也比较感兴趣，把我们的成果调过去。后来商务部、发改委都来调用我们的成果。这样的一些大量研究成果起到了一个推动作用：就是让国家下决心把一个地方推动的对外开放战略，上升到国家层面。这个是我们学术界做了大量的推动工作。

　　再一个推动就是我们给云南的省委省政府一些大量的咨询报告，我从政协的通道交上去一些咨询报告来推动云南省面向南亚的开放。我们实实在在也参与过和省里面代表团的领导出访到南亚国家去推动这样的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我们上的一些咨询报告，包括开通一些航线，现在已经变成现实了。当然不光是我们的力量所能办到的，但是是我们首先提出的这样一个思路。再有一个是信息产业的合作，虽然现在还没有变成现实，但是我们也在推。还有就是旅游业的合作。还有就是教育界的合作，这块做的还不错，现在云南的高校吸收东南亚、南亚的留学生越来越多。比如说像大理学院，差不多要有500多名东南亚、南亚的留学生在那里读医学的学历。在东南亚、南亚国家学医是比较贵的，在云南，一个是气候比较好，东南亚、南亚都是炎热。再一个是学费比较便宜，所以他们愿意到云南来学习。像云南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云南财经大学等等都大量的吸收了东南亚、南亚的学生。但是我觉得现在还要开拓一个培训，这个培训应该做劳动力的培训。我们的很多企业走出去了，但他们出去不用别的国家的劳动力。那不用别的国家的劳动力，不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当地人会觉得：既然你来这里跟我们合作，你不用我的劳动力，不解决我的就业，我怎么享受两个国家合作的成果呢？这个我觉得是个大问题。我们的企业反映说他们的劳动力素质太低。我们的高校可以给这些劳动力培训，我觉得的应该把这个想法变成现实。我们到老挝、缅甸、越南去，他们都有这种强烈的愿望：就是一方面学习英文，一方面学习技能。技能的培训可以在我们专业技术学校进行。如果当地的老百姓就业增加了、收入增加了，我们就可以持久的在那里发展了。我们合作的持续性，就要解决这个。我们现在也在把我们的建议一项一项的提上去，逐步地再把这个想法变为现实。发挥学术界的作用，来推动对外开放。

　　记　者：任院长，刚刚您说，您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那么在这些年的研究中，有哪些研究成果是让您值得骄傲和欣慰的？

　　任　佳：一个就是“中国云南与印度经贸和科教发展合作研究”项目。这个项目里面提出了我刚刚讲的一些好的思路、大的思路，获得了云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这个项目里面有一些想法，像昆明合作组织，还有我们提出的一些产业的合作，我们一个一个变成咨询报告的形式，把这些成果不断的转化为政府可以给予决策咨询的参考成果。然后又转化给企业，成为一种对社会知识的普及。这个是我觉得做的比较成功的一个成果。

　　再一个就是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是中国云南与南亚的经贸合作的战略研究。这个战略里面我是从大的一些方面，比如贸易的方面、经济合作的方面、区域合作的方面、在整个我们面向南亚合作的布局方面怎么来做。因为我们中国和南亚的很多国家是接壤的，从阿富汗算起，然后是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5个国家。所以南亚对中国来说是不可小视的。怎么来发展南亚这个区域的经贸合作，我在这个国家社科基金研究成果里面提出了一些大的思路，比如说：印度洋的经贸战略、从我们国家来讲反独反贫困的战略、或者我们的内敛外应的战略、还有产业的合作、还有区域的布局，这些我们都提出来过。国家社科基金还给我们这个项目做了一期《成果要报》。这个《成果要报》政治局常委和委员都能看到。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让我感到很欣慰的研究成果。这个研究成果它可以让政府部门看到，后来我在这个研究成果里面也给省委上了一个咨询报告，也得到我们省委书记的批示。这项成果获得去年评的云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这个成果要报还是让我感到很欣慰，国家社科规划办它选择了很多的研究成果，它觉得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我的这个报告就是“中国应该重视面向南亚开放的方位”。

　　我认为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形成了几个方位，但是我们缺少一个面向南亚印度洋开放的这样一种方位。我们由东南沿海这个方向，面向亚太的对外开放的方位，已经有一个亚太经合组织作为支撑；面向中亚开放的，有个上海合作组织作为支撑；面向东北亚的开放，我们也有一个机制。但是面向南亚印度洋就没有，所以我就觉得面向南亚应该有一个合作组织。当时我们倡议的是：要么“孟中印缅”合作组织，要么昆明合作组织。所以我觉得要形成这样几个方位，才能完善中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所以我们一直在推。云南在面对南亚、东南亚的开放方面，为国家做了不少的工作。这个工作不光是学术界在做，省委省政府也在做。应该说这是我们云南的贡献。

　　现在我们的很多思路都被周边借鉴过去用了，像广西、四川。但是我们基于我们自身的一些条件，我们的基础特别是产业基础非常的薄弱，所以我们没有它们做的那么大。但是现在云南也是发展的非常迅速，“十一五”我们的对外贸易总额已达455亿。2009年是全球金融危机，我们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下降。但是去年我们就一下子上来了，增长了100%多。现在我们已经达到130亿的进出口额。特别是我们跟南亚的进出口贸易额已经接近10亿美元，跟印度也差不多达到8亿美元。跟中国的其它省区比起来，云南省已经排在了首位。这也是云南这些年一直在推动的结果。文化方面也是，像旅游节、旅游的交易会、还有南亚国家商品展。现在国家也把“南亚国家商品展”定在“昆交会”里面来做，已经做了三届了。“中国南亚商务论坛”做了六届。“孟中印缅地区经济合作论坛”已经做了九届了。所以说“昆交会”这个合作机制对推动桥头堡的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记　者：请您谈谈在这些年的研究和国际合作中，有哪些让您难忘的人和事？

　　任　佳：首先说事情，我第一次去印度的时候，印度很封闭，它对于我们很防范，我从来没有想过印度会那么防范我们。因为我们是第一个学术代表团出去，当时我们和加尔各达大学交流，他们居然把我们关在一个楼里面，还用铁门锁住！很防范我们，所有的安排都要有人监视，他们对我们很不信任，好像觉得我们会做什么，会不会给他们带来危险！其实我们是学者，但是他们对我们很防范。但是后来一步一步越来越好，他们对我们的了解增进了以后是很愿意和我们的学者交流的。所以这件事情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很深刻。后来我也去过很多次印度，就不是像过去那样了。印度也在逐步地从封闭走向开放。我觉得我们学者一定要做这种沟通的工作，这是我们的使命和职责。学者要多跟当地的学者或者老百姓、民间的层面多接触，让他们了解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从我们这些学者看到我们中国的人民是什么样的。我们是很谦逊地、很友善地跟他们相处，所以当地的人民跟我们的关系是非常友好的。这个是学者应该做的事情。

　　还有一个事情我觉得是我们云南省委省政府的这些领导们，有这种战略思维，我觉得这个也是让我们很感动。这些领导本身就很有战略思维，我们云南省从省委到省政府一届一届的领导，持之以恒地坚持对东南亚、南亚开放。所以这一点也是让我们很感动的。我们在做这个推动工作的时候，有一些部门的官员是不理解的，他们认为：和印度打交道太难了，为什么要推去南亚？南亚那么穷、基础设施那么差、政府效能又低、官僚主义又严重、气候又不好。但是高层领导不这么想，他们非常地重视。这就是这件事为什么能够发展起来的原因。现在感觉南亚国家对中国的了解是增多了！现在来中国的旅游者多、学术界人士、商人越来越多。这也是让我难以忘记的一件事情。包括你们采访的王天玺总编，他在1998年的印尼排华事件，中印两国的关系降到冰点，云南省带了一个高层领导团，就是他率领团去的。我们是去参加学术会议，他在这个学术会议上作了重要演讲。对中印关系的改善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后来的关系就越来越好。云南在东南亚、南亚国家的地位比较高，这就是主要的原因。

　　还有一件事情很难忘的是，印度的前总统在中印建交50周年的时候，也就是2000年，他率领一个90多人的代表团到北京，然后他们就通过印度驻中国大使馆主动跟我们联系说：“你们希不希望总统来云南一下？”我说：“我们当然希望啦！”他们建议安排一次总统和我们的学者座谈。我们非常同意并且非常地期待。总统后来带领一个90多人的团，专门和我们云南社科院的15位学者座谈，研究“四区域合作”，让我非常非常地难忘！总统还送了我一个礼物，我也是终身难忘。总统居然还知道我的名字，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这些学者的工作真的是不可低估。上到印度政府他都知道云南有一支学术界的队伍，在推动中国和印度友好的合作。他们也是很感动的，觉得我们持之以恒地在推，所以他们给我们很多支持：给我们送刊物、帮助我们跟印度建立更多的联系。从90年代中期以来，印度历任的驻华大使都要到云南社科院来，有的是来访问、有的是来演讲。对推动云南和印度的发展做了很大的贡献。这一点我也是很感动的。

　　要说到人就更多了，在这里主要想提一个——谭中。他是印籍的华人，在尼赫鲁大学担任教授。他的父亲叫谭云山，谭云山是30年代的时候和我们老一辈的革命家是同窗好友。后来就到了南洋、到了新加坡，在那里认识了印度的文学泰斗——泰戈尔。泰戈尔是获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谭云山和泰戈尔就一同到了印度，在泰戈尔的家乡建立了一个国际大学。这个国际大学里面建了一个中国学院，中国学院的第一任教授就是谭云山先生。他的整个家族，为中印关系的友好做出了毕生的贡献。谭中是尼赫鲁大学的教授，他的夫人是德里大学的教授。这一对夫妇也是一直致力于中印的友好，为我们牵线搭桥，做了很多印度的工作，因为他的很多学生是在印度的政界。现在他已经80多岁了，可是一直没有停过笔，一直在写中印的东西。他提倡“中印大同”，他说这是他父亲的理想。然后还编了一本《中印大同》的书，里面邀请了很多中国的学者写了很多文章。我觉的这个人真的是让我很难忘。虽然他现在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但是他还没有停住笔，还在写。

　　另外印度还有一个人叫兰密施，他是国大党的少壮派。他出了一本书叫《认识CHIDIA》，他首次把中国还有印度两个词汇并到一起。他说：要理解中国，我们要有一种视野来看CHIDIA（中印）。这本书里讲了中印的共同崛起。他是国大党的少壮派，又当过商务部长、也当过能源森林部的部长，他对华是非常友好的，一直在推动中印友好。我觉得这个也是中国应该重视的一位印度领导人物，也是一位很难得的印度方的重要学者。

　　中国方面就很多了，去世了的孙培军老教授，他也是一直在讲中印经济合作；后来的社科院亚太所的孙世海副所长，他也是做中印政治学研究的；刚刚去世的季羡林大师，一直在推中印的友好发展。他说：中印睦邻关系是“天造地设”。中印文化就是一个生生不息的、一直源远流长的一个关系，那我们要持续下去！现在中印关系遇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应该不足以阻挡我们两个国家永远的友好下去。我们是几千年的文明古国，我们有数千年的交往史，我们的文化是相互交融的。我们经贸的合作现在也是达到了一个高点，突破五、六百亿美元。印度的经贸合作做好了，就会推动中国跟整个南亚的经贸关系。我们应该从经济方面入手，逐步改善我们的政治关系。虽然我们现在还有边界问题、政治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但是我相信两个国家领导人的智慧、战略眼光，一定会使中印继续友好下去、一起和平地发展、一起和平地崛起。任重道远，我们还有很多要做！

　　记　者：好的，非常感谢任院长！

（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http://www.cssn.cn/news/422741.htm）

（责任编辑：代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