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9年岁末将至，这一年中《马克思主义月刊》以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宗旨, 积极落实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立足理论探讨，紧扣时代主题，面向现实问题，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好生活、辩证法、《资本论》、社会理论、中国话语、政治哲学、启蒙反思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等重要理论问题组织了一系列专题讨论。这些学术讨论既有广阔的世界历史视野，又敏锐地切中社会现实，积极回应了时代对理论的呼唤。更重要的是，这些学术讨论提出了中国主张，贡献了中国智慧。在今年最后一期《马克思主义月刊》的头版，我们聚焦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自觉问题，既是总结，也是期许。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三重意蕴

　　肖斌

　　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时代精神的鲜明体现,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是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关键屏障。一个民族想矗立于科学的最高峰,就须臾不能离开理论思维;一个国家要想始终走在时代的最前列,不能没有一套独立成熟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这充分表明,“中国奇迹”的诸多成功事实尽管早已胜于雄辩,但我们的发展优势和综合实力还远没有转化为相应的话语优势,在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下依然囿于“失语就要挨骂”的困境之中。新时代下,不断摆脱“话语贫困”,提升话语的“能见度”,关键在于要深刻把握话语生成、话语表达与话语共振的内在机理,善于凝练标识性概念,精心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进而最终实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涅槃重塑。

　　话语生成:批判性话语与建设性话语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要善于在话语生成层面上处理好批判性话语与建设性话语的关系。话语生成是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起点和基石,其生成机制的作用效果直接关系到话语体系自身的逻辑性与严密性。毋庸置疑,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指导,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借鉴和吸收国外思想文化理论,并深深根植于无限丰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但有人便据此认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生成应当只诉诸建设性话语,而应将批判性话语一律排斥在外;甚至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批判性话语在革命战争年代固然锻造了锐利的思想武器,但在当下和平发展时期却陷入到自我放逐和日益边缘化的茫然之中,毫无用武之地。事实上,这种观点人为割裂了批判性话语与建设性话语之间的有机联系,误解了马克思主义这种基于科学批判精神的话语生成方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批判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这种批判精神,并不是对现存简单消极的否定,而是更加体现了如何在不断突破现存中走向未来,本质上是对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旗帜的高擎。对于马克思的这种内生建设的批判性话语生成方式,列宁曾这样描述道,“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正是借助于批判性话语与建设性话语的高度集成,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既是一段充满论战与交锋的批判史,也是一段以“术语革命”引导的话语生成史。由此看来,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绝不是简单地将马学、中学、西学相关话语像摆积木一样选择性拼凑起来,这种思想的混同杂糅与理论的移花接木非但不能建构起崭新的话语体系,而只会造成话语之间的“对冲效应”与整个话语体系的不自洽、不稳定。正如同德国官房学派的历史宿命一样,在马克思看来,那只不过是“各种知识的杂拌”“无关材料的混合物”。因此,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必须要以“术语革命”为先导,在借鉴共有话语中为我所用,在改造外来话语中赋予新内涵,在发展原有话语中丰富其内容,在创建崭新话语中揭示新规律,真正在批判性话语与建设性话语的“创造性转化”中充分彰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新见解”。

　　话语表达:民族性话语与人类性话语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要善于在话语表达层面上处理好民族性话语与人类性话语的关系。话语表达是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节点和窗口,其表达方式的实际效果直接关系到话语体系自身的说服力与凝聚力。当下的中国,正处于“两个时代”叠加交织的特殊历史情境之中,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的“新时代”,也有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统治地位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时代”。特殊历史情境孕育着机遇与挑战、合作与斗争,也赋予了当代中国多重历史使命和人格化扮演,进而更迫切需求话语表达层面上民族性话语与人类性话语的灵活切换和互为映衬。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研究者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研究什么,主张什么,都会打下社会烙印”;同时,他也洞察到,要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习惯和特点,采用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表述,把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从本质上来讲,民族性话语蕴含着民族自立的战略清醒,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而人类性话语则更多聚焦全球共同性问题,奉行的是命运共同体原则,贡献着现代化逻辑的智慧方案。在当前特殊历史情境下,两种话语兼则相得益彰,偏则各不得其所。如果一方一味抽象孤立地使用民族性话语,将不利于“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进,无谓地增加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整合成本,甚至导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在国际社会上被不同程度地标签化;同理,如果另一方也极端抽象无限地使用人类性话语,同样会模糊和弱化话语体系所担负特定阶级的共同意志,堕入西方资产阶级那种用虚幻性人类话语粉饰真实性的思想旧巢,甚至可能在与西方对打“普世价值”牌的竞赛中最终丧失自身应有的政治本色和理论优势。事实上,如何使民族性话语与人类性话语在“组合配置”中实现最佳状态,马克思曾为我们提供过一个可供参照的范例。鉴于当时法国人的思维特点与蒲鲁东主义者众多的客观情况,马克思创造性地改写出《资本论》法文版,在维持理论内核稳态的前提下,减弱文字论述的战斗性,将名词术语进一步通俗化,有效地推动了《资本论》对法国工人阶级的思想武装。因此,构建适应“两个时代”叠加交织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既要牢固恪守民族性话语的文化底色,同时又要兼顾人类性话语转化的灵活机动,让民族性话语更加明确人类性话语所蕴含的初心和方向,让人类性话语更好地成为传递和阐述民族性话语的平台和媒介,真正在话语表达方式上把格局、战略与人物、故事有机结合起来,真正在民族性话语与人类性话语的情理交融中生动阐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话语共振:学术性话语与政治性话语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要善于在话语共振层面上处理好学术性话语与政治性话语的关系。话语共振是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外在场域,其话语共振的叠加效果直接关系到话语体系自身的现实价值与指导作用。不言而喻,如何正确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向来是一道难解之题,人们的认识往往也是在曲折中不断向前推进。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来说,其本质上是一种学术性话语,应当与政治性话语保持着一定的张力,不能简单地混淆或等同。但从更高的政治站位上来看,世界上从来就没有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也从来不是凭空产生、坐而论道的,而恰好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在论及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时,习近平总书记直言不讳地说道,“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这也就点明了学术性话语与政治性话语之间的逻辑关联,政治性话语规定着学术性话语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学术性话语则扮演着政治性话语不可或缺的承载者角色;在政治性话语统领好学术性话语的同时,学术性话语也要更好服务于政治性话语。因此,构建符合“用学术讲政治”原则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实现学术性话语与政治性话语的同频共振、良性互动便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要尽力避免将学术性话语与政治性话语割裂开来,各自陷入“自说自话”的闭路循环。事实证明,一旦学术性话语与政治性话语完全脱离,再强大的理论能量也不能转化为改造客观世界的真实力量;而政治性话语如果缺乏学术性话语的阐释与支撑,其科学性便会受到削弱,对于自身简单粗暴的复制和推广,往往更会成为滋生“低级红”现象的土壤与泛滥形式主义的温床。另一方面,也要防止让错误的学术性话语成为正确政治性话语的解读和注释。一样的政治性话语,同样可以被不同的学术性话语注入迥然不同的理论元素。同样是解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有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与西方供给学派理论之分;抑或是做大做优做强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也可以有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理论与公共产品理论之别。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在相去甚远的学术性话语解读背后,可能隐藏着的是在学术性话语俘获下政治性话语的基因突变与改弦易张。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校党委宣传部)

　　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论在中国的当代发展

　　徐良梅

　　马克思指出,生产方式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阶级斗争、科学技术和人民群众等也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密切结合本民族特定时期的实际问题,对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动力思想予以继承发扬,丰富深化。

　　群众路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生命线

　　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思想在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伟大的精神落地应该就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这具体化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群众路线,它被视为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对此,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正是恪守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深刻认识到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思想中强调的人民群众对于社会变革的决定性作用以及革命斗争对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创新性地实现了马克思的预言,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马克思当年预言,“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按照马克思的预言,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机还不够成熟,因为当时中国工农业生产的财富积累和生产力水平根本不足以构成马克思预言的革命的支撑条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人民群众革命力量的高度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生产力水平即经济力量不足的缺陷,达成了革命的目标,同时用自己的革命实践验证了自己对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思想的创新性坚持是正确的。

　　然而,社会发展从根本上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换言之,生产力是社会发展动力的重中之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深谙此道。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群众路线由革命的生命线转型为建设的生命线,坚信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更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毕竟生产力三要素中最关键的应该是劳动者,它是劳动的始作俑者,是唯一有生命的要素,是最积极最活跃的要素,因此是生产力的动力之源;而劳动者的母体只能是人民群众。同时,人民群众又是人类社会的存在本原。此诚如毛泽东所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所以,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人民,也必须为了人民。

　　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

　　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志是劳动工具,而劳动工具是受制于人类的认知能力和实践能力逐步进化的,它的性能越强,生产力就越发达,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就越足,人类社会的发展程度就越高。因为,劳动工具是劳动者借以改造劳动对象,实现劳动目的的重要手段或中介,即能够帮助劳动者克服自己的缺陷或不足,提升劳动生产率;劳动工具越先进,劳动生产率就越高。正是由于这种正比关系,促使人类不断地寻求劳动工具的革新。科学技术就是这种革新的新近体现。对此,马克思曾说,“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技术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运用。”事实上,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不到100年的时间,人类创造了比既往一切生产力总和还要多的生产力,这就是靠人们在生产实践中运用新近的力学、热力学等方面的科技成果革新生产工具和技术做到的,从而给人类社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推动力。这些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新中国同样需要科学技术的强力支撑,甚至更加需要,毕竟新中国建立在生产力非常落后的基础之上,因此大力发展生产力是新中国的首要任务。为此,必须高度重视科学技术。所以,邓小平指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 从1978年至今,新中国用40多年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证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命题的科学性、正确性。在短短40多年的时间内,新中国的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增长,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一穷二白状态一跃升至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随之而来的是新中国综合国力的迅猛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逐日增大、国民生活水平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立足本民族的现实对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思想的创新性继承,一方面成就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和宏伟基业,另一方面也检验了对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思想的创新性继承本身的正确性。

　　创新: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继往开来,紧密结合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丰富和深化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动力思想,创新性地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以下简称“第一动力观”)。这一洞见的创新性具体如下:

　　第一,“第一动力观”科学而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社会发展根本动力中的决定性要素即生产力必须是鲜活的,而生产力的鲜活生命力首先取决于劳动者智能的创新,其次取决于生产工具的革新。这是对马克思生产力三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深刻把握和科学阐释。

　　劳动者智能的创新指的是劳动者的思想观念、知识结构等的不断更新,与时俱进。劳动者作为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唯一具有生命力、创造力的要素,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本原。如果劳动者的观念和智能丧失了创新意识,那么生产力就会停滞不前,科技创新也就会成为无源之水,生产工具的革新也就无从谈起。此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谁拥有一流的创新人才,谁就拥有了科技创新的优势和主导权。”尤其是,“新世纪新时期,一些科技成果转化速度非常快,一些新产业爆发释放出巨大能量,使我们意识到必须推动要素集合,推动协同创新,形成创新力量”。

　　生产工具的革新是劳动者智能创新的逻辑后承,它直接外化为对科技创新的依赖,是劳动者智能驱动生产力发展的杠杆;而且,人类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越高,生产力发展对由科技创新催育的具有新性能的生产工具的依赖性就越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适应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关键是要依靠科技创新转换发展动力。”一旦传统的发展模式受阻,“老路走不通,新路在哪里?就在科技创新上,就在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上”。

　　第二,“第一动力观”与习近平总书记的绿色财富观和生态文明思想相辅相成,创造出一种崭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辩证法思想。一方面,“第一动力观”鼓励和倡导科技创新,强调科技对生产力和中国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意义,这是对科学技术这把双刃剑的正刃作用的充分肯定;另一方面,绿色财富观和生态文明思想对科学技术的负刃影响做了积极防范。绿色财富观主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财富是人类最重要的、最持久的财富,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一切财富,尤其是物质财富的源泉,是人类追求的财富的边界,是人类享受自然之美、人文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的边界条件。这个边界条件一旦被冲破,那冲破者一定不是理性哲人,而是理性经济人,即不择手段以尽可能少的投入获取尽可能多的收益的疯狂逐利之人,也就是曼德维尔意义上的恶人,他们以牺牲一切为代价一味追逐一己私利。一方面,这些邪恶之人会营造出人文之恶,把人类社会打造成由商品拜物教或货币拜物教主宰和驱使的阴森冰冷的魔窟;另一方面,如果这些邪恶之人可能创造发达的科学技术的话,他们的心魔就会升级为资本拜物教,后者势必紧紧缠绕科学技术营造出自然之恶,成为地球生态的真正敌人。无论如何,结局必将是,这些邪恶之人会亲手断绝人类的生存之源、美好之源、幸福之源、生命之源,最终成为自己的掘墓人。果真如此,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是一种空谈了,甚至人类社会本身也终将因缺少赖以存在的自然之基而完全消失。与之相反,绿色财富观会修正资本拜物教导致的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或二元对立关系,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维系“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天人合一的美好状态。

　　在提出绿色财富观的同时,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提出生态文明思想,并上升到国家意志的高度为生态文明立法,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事实上,建设生态文明也是全人类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只有全球的生态安全了,人类才可能有安全的栖身之所,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才能有最根本的前提。换言之,如果没有生态文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国家文明、人类文明这一系列社会文明形态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也必将枯竭,甚至人类社会也将不复存在。

　　总而言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恪守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紧紧围绕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问题,创新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动力理论,逐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本文受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计划项目资助)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9年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回顾

　　周爱民 王春明

　　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个别论断可能会不准确、不清晰,甚至存在误解马克思的现象,但是,我们应该在充分肯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积极意义的同时,在批判性的反思中克服它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

　　2019年度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一方面关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和东欧等国家及地区的左翼思想热点,另一方面始终着眼于中国现实及全球资本主义最新情势,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具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意味的理论观点和思想经验。以下便按照上述两个层面,对2019年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情况和特点做一番回顾。

　　走向宏观研判的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

　　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对英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如何看待对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解读问题,一直是我国理论界关注的重中之重。对英美马克思主义者围绕具体议题所产生的论争关注,有21世纪英美学界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理解的“单线论”与“多线论”的争论,即马克思是否持有非西方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而发展的观点;英美等国马克思主义学界围绕马克思的正义观的系列争论,如对伍德命题(“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的捍卫与批判;英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中的科学与历史之争;激进左翼对政治本体论的新解及其民主策略问题;历史唯物主义与空间正义问题;等等。针对这些争论,国内学者不仅做出详细的梳理,还结合对马克思文本的分析给出了自己的判断。其中,本年度国内学者对激进左翼由阐述到多数批判的转向值得关注。此外,英美国家的《资本论》研究现状与趋势,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关系问题,英美马克思主义者对阶级问题的深入分析以及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新论,等等,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与批判性分析。可以说,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开发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论域、新问题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启发与借鉴。

　　本年度国内学界对法国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研究主要在两个层次上展开,一是重新反思阿尔都塞的理论事业及其遗产,二是深入把握后阿尔都塞时代法国左翼理论的主流动向。在第一个层次上,国内不少学者均依托新近问世的一二手材料和相关中译本(主要包括《政治与历史》和《论再生产》),就阿尔都塞与同时代哲学的复杂关系、阿尔都塞之马克思主义阐释中的斯宾诺莎要素与马基雅维利要素,以及阿尔都塞的结构思想与情势思想间的内在张力等重要问题作了不同程度的说明与剖析。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试图从不同角度揭示出,在全新且复杂的当前现实情境下,近半个世纪以来看似逐渐淡出左翼理论舞台中心的阿尔都塞思想,依旧凭着其精准有力的理论分析,对诊断及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关结果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第二层次的研究可以被视为对上述工作的一定程度上的拓展。以巴迪欧、朗西埃等“前阿尔都塞派”思想家为主要焦点,许多学者一方面继续紧追当前法国左翼知识界的最新动态,致力于由此勾勒出后阿尔都塞时代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复杂理论版图,并在此过程中彰显梅洛-庞蒂、福柯、德勒兹等始终与马克思主义传统进行对话的知识分子在辩证法、社会权力与政治斗争等问题之思考上的启示性。另一方面则以他者为镜,通过审视当下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对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之复杂情势的分析与反思,从中挖掘出空间治理、注重民主与革命等可批判性吸收的资源。

　　在对德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和学派的发展问题是研究的重中之重。近年来,国内学界的整体研究趋势开始从单个人物研究拓展到对议题本身的探究与对学派整体的宏观研判。本年度国内学界的研究充分体现了这一趋势。从议题方面来看,主要分析了阿多诺生存论的存在论批判,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和程序主义民主理论,弗斯特的跨国正义思想,资本主义社会的加速现象,等等。其中,由霍耐特的高足哈尔特穆特·罗萨所阐述的资本主义社会加速问题得到了较多的关注。从整体的研判角度来看,有对批判理论发展的方法论、理论旨趣以及发展路径的研判,例如批判理论与内在批判方法的关系问题,批判理论中的本真性研究路径,辩护的正义是否能作为批判理论新的规范性基础,等等。批判理论的最新发展问题也得到了相应的关注,尤其是霍耐特于2018年卸任社会研究所所长之后批判理论应何去何从的问题。除了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持续高度关注,本年度也有一些学者或尝试利用其他思想资源重新理解马克思及其思想,如借助海德格尔的思想资源重解异化现象;或挖掘其他理论家对马克思的不同解读,如挖掘德国的“马克思新阅读”运动在重解《资本论》以及马克思国家理论方面的贡献。

　　反思苏联模式加强研究的整体性

　　在俄罗斯及东欧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由于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独特历史和现实情况,国内学者的考察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俄罗斯及东欧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苏联模式的讨论与反思,二是他们对本国及地区当下诸多特定社会问题的理论剖析,三是这些学者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局势的批判与相应构想的替代性方案。在第一个方面,对苏联模式的反思之所以受到国内研究者的关注,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反思提供了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革命原则与革命战略之动态关系,以及后革命阶段社会建设等紧要问题的契机。在第二个方面,通过考察俄罗斯及东欧学者对所在地区的工人阶级分化、工会式微、移民困境等现实问题的讨论,国内研究者试图把握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对后苏联时代的该地区所带来的影响和冲击,并由此更具体有效地洞悉资本主义系统的运作机制。这一总体上的立意也体现在第三个方面的观察中,对于国内学者来说,从俄罗斯和东欧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全球资本主义之批判和替代方案之寻求中,可以归纳出在21世纪构想及推进社会主义模式的切实路径,尤其是能够强化对于如何以异质于新自由主义之方式落实社会性自由的思考。

　　反思近几十年来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历程和整体状况、它的贡献与存在的问题,是本年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内诸多学者着墨颇多的重要部分。复旦大学陈学明、南京大学张亮和中国人民大学罗骞等几位教授都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促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贡献。陈学明教授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产生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从21世纪初至现在。在这三个阶段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分别作出了以下贡献:打破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和僵化的理解,为中国人民实现思想解放提供了一定的批判性武器;苏东剧变后为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提供了一定动力,为正确地总结苏东剧变的教训提供了借鉴;为开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理论资源。此外,罗骞教授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我国哲学学科发展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论域的转变、后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形成、批判性哲学思维方式的塑造以及提供新兴哲学论题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同时指出,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个别论断可能会不准确、不清晰,甚至存在误解马克思的现象,但是,我们应该在充分肯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积极意义的同时,在批判性的反思中克服它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

　　批判数字资本主义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

　　本年度国内学界在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相关成果之基础上作出的第二大理论推进,乃是对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全面反思。南京大学蓝江、华东师范大学吴冠军和清华大学夏莹等青年学者在此方面的工作具有代表性。概括而言,在上述学者看来,倘若由福柯所创制、阿甘本等人所推进的围绕生命政治问题展开的批判工作要在当下社会的特定情势中真正发挥效力,一个必要的步骤是要认清数字化时代资本主义形态的重要变化,尤其是由此种形态所规制的生活方式作用于社会个体的具体机制。正是在此框架内,数字化资本主义时代的身体规训、交往异化、空间治理、节奏加速等重要议题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经由与海外学界相关领域的重要学者如斯蒂格勒等人直接或间接的共议乃至交锋,国内研究者在上述问题上的思考也不断地得到细化与深化,由之而来的,便是对于数字化资本主义时代之主导性意识形态更应当被把握为科技意识形态还是数字资本与数据资本之关联和差异,以及如何有效地与数字资本主义形态展开多层次的主导权斗争等开放性问题的持续回应与辨析。总而言之,以资本主义的数字化形态为聚焦,国内学者不仅积极介入到对资本主义系统的讨论和批判之中,而且在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深切把握方面,提供了审视视角和认知工具。

　　以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界对资本主义之批判及替代性方案之构想为参考,国内学者也纷纷立足于中国现实,在党的十九大所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就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之重要环节的开创21世纪人类新文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核心话题作出了富有价值的讨论。不少学者共同指出,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根基归根结底是马克思主义的。换句话说,在马克思就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之转变,以及相应的历史及文明之转变而作出的精准论述中,根本上彰显的也就是以扬弃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为手段,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社会发展路线。另一方面,在对资本主义之现实批判与现实反抗在西方世界普遍遭遇重重阻力的当下时代,拥有诸多成功经验的中国方案显然能够在走出全球现代性困境、矫正现有文明缺陷、开创新文明类型等事关人类共同命运的重大课题上,提供不可或缺的视角和资源。从国内学者在上述论题上持有基本一致的总立场来看,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导向推进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同时以对构建新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极富价值的中国经验推动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无疑是当下及未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路线和现实使命。

　　综观2019年度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可以发现,如何在深切把握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动态之基础上,扎根于中国现实和中国经验,开展一种以全人类福祉为指向的切实有效的资本主义批判,依旧是一项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任务。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社会历史的空间性问题

　　张欣然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以及各国城市化过程中有关城乡差距、资源分配和市民权利等问题的日益突出,“空间”逐渐成了大众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西方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率先开启了“空间转向”,其典型就是以爱德华·苏贾(Soja)等人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兴起。

　　尽管苏贾认为马克思未能在历史唯物主义范畴内成功构建起系统化的空间理论,却也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包含着丰富的空间思想资源。这些思想资源体现在原子偏斜、国家权力、劳动异化、城乡对立、区域分工、资本积累的地理不平衡性、土地租借和土地私人所有制、剩余价值部分转移等问题的论述当中。受到当时资本主义发展条件的限制,马克思的空间思想并未形成一套完整严密的空间理论体系,但他对资本主义空间从始至终的批判态度,以及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城市空间视为阶级压迫象征和资本积累手段的倾向,仍然对当代空间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为了找寻当代资本主义空间问题的背后根源,苏贾并未停留在城市空间的现象表征层面,而是选择将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和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纳入地理学语境之下,实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后现代化”。

　　曼德尔曾指出:“整个资本主义表现为一个具有不同生产力水平的层级结构(hierarchical structure),也表现为各国家、各区域、各工业部门和公司不均衡却又协同发展的结果,通过对超额利润的追求外显出来。”在这个基础上,苏贾将社会关系与空间关系比喻为生产方式的“纵向”与“横向”,认为二者已经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有所说明,但由于“拥有一百年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还不充分具备发展这些精辟见解的逻辑和范围的条件”,人们未能在这个问题上有所建树。因此,苏贾认为像卡斯特将马克思主义引入地理学或哈维将地理学引入历史唯物主义的做法仍旧未能触及当代社会空间问题的本质,为了抓住空间的现实性并且将其推向极致,必须将晚期资本主义理念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后现代主义融入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阐释当中。

　　苏贾对空间和空间性进行了区分。在他看来,前者是一种“语境假定物”,后者则是以社会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和生产人造的空间”。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空间缺场”实则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空间性重视程度的不足,其原因有以下三点:首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发现较晚,令人们对《资本论》的认识停滞在“封闭的民族经济和一种本质上是无空间的资本主义”的印象中,即使卢森堡等人的帝国主义论述隐含着空间维度,但也止步于资本主义地理扩张之物质制约的简单层面。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的反空间传统直接忽视了马克思恩格斯在文本中早已有之的空间阐述。最后,资本主义剥削的诸多变化条件天然带有时间偏好。例如,剥削率的计算尽管包含剩余价值和固定资本两个变量,但最终要依靠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度量,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对绝对剩余价值的榨取依然要凭借劳动时间的延长才能实现,这些都反映出“剥削和社会再生产主要包含于一种可操作的时间母体(matrix)之中”。

　　为了扭转这种时间偏好,苏贾选择了列斐伏尔般较为激进的空间阐释方式,认为只有将空间概念推向极致,才能最大限度彰显出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维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贾搭建起生产关系范畴和空间范畴的内在关系网,将空间关系提升至社会关系的高度加以认识,为其后社会—历史—空间辩证法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但我们应该看到,无论是列斐伏尔还是爱德华·苏贾,他们都未能摆脱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框架,其论断多有曲解马克思思想之处,对此,我们应当抱有批判的审视态度。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哲学院)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科意义、学术价值与话语创新

　　韩秋红

　　黑格尔在写给J. H. 沃斯的书信中说:“路德让圣经说德语,您让荷马说德语,这是对一个民族所作出的最大贡献,因为,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否则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现在我想说,我也在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如果哲学一旦学会了说德语,那么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远也难以在语言上貌似深奥了。”如果将黑格尔的此番表达理解为一种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初心,那么毫无疑问,他不辱使命地完成了让哲学说德语的话语创新,建立起德国古典哲学的体系大厦,使历史上第一个学科意义上的哲学体系得以出现,而其大厦的基座与框架便是其以绝对精神为轴心形成的逻辑话语。因此,当黑格尔完成“教给哲学说德语”时,德语不再是语词学、语言学意义上的话语形式,而是具有学术性质的话语结构与学科意义上的话语体系,充分彰显着民族、文化、历史背景与民族性格特征。于此,黑格尔以完整的逻辑形式为哲学学术研究建起令人仰慕的高塔,为哲学学科构筑起话语体系的巅峰。

　　黑格尔的哲学高原盛气凌人,一时间使哲学研究得以被思辨体系的完备性所终结。但马克思看到了这一高原的根基问题,即其脱离社会现实与实践的无根性。在对黑格尔体系实现“头足正置”的过程中,马克思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实现了对黑格尔体系的彻底颠覆与革命、断裂与超越,达成在高原上再建高峰的伟业,完成对黑格尔的伟大位移。马克思不仅继续让哲学说德语,而且用德语“消灭哲学”。这绝非在本体论意义上要求哲学研究消失,而是在方法论意义上要求思辨性、体系性、阶级性的哲学话语发生转向,即要求哲学实现否定之否定的扬弃,立足于社会实践与全人类发展的视野,展开有利于打破旧制度、建立新世界的反思与批判。因此,马克思突破黑格尔建立的德语传统,但依然用德语建构起实践哲学的思维方式。在此意义上,在德语内部实现的是学术思想性的创新、哲学学科范式的转换,以话语体系的力量展现出思维范式的根本位移。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历程中,基本可分为两个议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如果前者是行军的目标与道路,那么后者便是粮草与路标。我们将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原则和方法进行研究。

　　国外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回溯与追思中,结合时代问题开辟出鲜活的话语概念、范畴逻辑。其研究可以立足于本国现实问题、地域性文化特征、民族性历史传统,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有所丰富和拓展。如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社会现状与问题展开的资本主义批判,在当下被国外马克思主义从不同角度进行解读。以数字资本、平台资本、认知资本、空间资本等新话语概括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特征,充分表征了当代资本主义与马克思所生活时代的不同,并由此产生了反思与拷问。且不论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方法上是否有失偏颇,但其对资本形态、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敏锐捕捉与理论拿捏,充分体现了时代与问题意识的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提道:“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中很多人对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以及生产方式矛盾、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等进行了批判性揭示,对资本主义危机、资本主义演进过程、资本主义新形态及本质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些观点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命运,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特征,加深对当代资本主义变化趋势的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需要在资本主义批判的问题上进行理论话语创新,才能进一步为中国方案立言著说,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

　　概念范畴、话语体系表达的是对现实问题的理论反思与批判,围绕问题展开的话语建构是理论逻辑大厦的根本,而话语体系的清晰与完善反过来对问题的澄清与解决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正是马克思所谓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我国现代化发展速度之快令人惊叹,但个别问题依然存在。西方模式下的现代化问题为我国的发展提供着前车之鉴,尤其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当中反映出的问题更需要为我所思。国外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弊端的理论批判呈现点位式、微观化、多元性的特征,包括生命政治、空间政治、身体革命、技术异化、消费异化、性格压抑、符号文化等问题揭批。与此同时,上述这些理论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了问题域。

　　国外马克思主义未有直接地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或归纳,但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思想历程本身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在对国外马克思主义进行整体性研究与批判性反思中,我们发现一条基本的引线,就是围绕黑格尔—马克思—卢卡奇的思想演变逻辑进行不同层次、不同维度的问题思考与理论探索。将之作为基本的轴心,国外马克思主义展开了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与批判,形成问题研究。在此基础上,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对其所揭示和呈现的诸多问题加以归纳总结,使其能够在诸如后现代、新马克思学、批判理论等主题线索上清楚呈现。当国外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的理论内容、思想观点、话语形式以问题—主题—专题的方式进行思想史的梳理与总结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图谱、思想经纬被绘就,助推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思维范式从“属性论范式”转向“思想史范式”“问题式范式”的过程中,更加突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中心逻辑,使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主线更加明确,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真理光辉愈加闪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成果,我们要密切关注和研究,有分析、有鉴别,既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也不能搞全盘照搬。同时,我们要坚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壮大我国综合国力,充分展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就要求,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视野下,主动审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式困局;比较分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内涵差异、范式特色;广泛吸收借鉴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思想资源和方法论启示;积极回应中国问题、中国实际;加强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念解读、话语建设、国际对话;推动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总而言之,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科意义与当代路向。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东北师范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