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三种城市文化及其意识形态本质

　　——从曼纽尔·卡斯特的马克思主义城市文化批判理论谈起

　　温权

　　摘要：在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激进语境中，检视西方城市文化的意识形态内涵，是曼纽尔·卡斯特体认发达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症候的重要出发点。藉此，他先后归纳出三种与当代资本生产与积累模式相呼应的主流文化形态，并分别对其作用机理和政治效应进行了详细地分析。首先，是由资本新自由主义和技术官僚主义共同催生的精英政治文化，对城市发展路径和大众交往秩序的排它性宰制;其次，是与资本地理性不均衡发展和社会财富区域性集中密切相关的社区隔离文化，对城市规划格局和个体空间身份的碎片性修饰;再次，是受资本知识更新机制和信息传播媒介深刻影响的网络虚拟文化，对城市社会经验和居民日常实践的目的性削弱。不难看出，它们都是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现代城市景观的外化。后者不仅扭曲了普罗大众之于城市文明体系的历史性建构关系，而且还在文化符号对劳动属性的隐秘编码中遮蔽了原本十分尖锐的阶级矛盾。其实质，不啻为资本逻辑对自身结构性危机的转嫁和对异化社会关系再生产机制的维护。这无疑反映出一个基本的事实，即所谓的西方城市文化，实际上是资本价值剥削与政治压迫的空间性表达。

　　论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研究理路：回到马克思“资本批判”原初语境

　　刘晓薇胡刘

　　摘要：城市问题随着时代转换而日益凸显，现代社会不断推进的城市化浪潮使城市问题的研究有了前所未有的现实紧迫性。马克思将城市作为考察现代社会的重要场域，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对现代城市问题进行了批判性研究。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的理解与诠释，必须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回到其“资本批判”的原初语境当中，沿着从“本质抽象”到“现象具体”的逻辑理路来深入探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发展。这种研究理路的寻绎和发挥，将助深化、拓展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研究，彰显其对新时代城市发展问题转换的回应。

　　论城市哲学视域下《共产党宣言》中的历史逻辑与阶级意识

　　马超

　　摘要：《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献，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融合在一起。以唯物史观剖析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揭示了物质生产在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并阐明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互相作用。《共产党宣言》也是一部城市哲学经典文献，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城市的本质是一种具有聚集性特征的生产方式。尽管城市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产物，但城市确实直到资本主义社会才得以迅速发展。现代城市代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特征和典型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从事的资本主义批判，本质上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切入点，可以从资本主义城市的哲学维度中找到其内在逻辑。本文将逐一阐明《共产党宣言》中所包含的城乡分离、城乡对立、以及阶级对立等城市哲学论题。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一个逻辑谱系维度的审视

　　杨希

　　摘要：从逻辑谱系维度上审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发现它是一个复杂的和颇具吊诡意义的存在。马克思对“实践”内涵的深刻把握，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从青年时期《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话语实践，到 1845 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具有批判的、革命的社会实践，再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矛盾运动的物质生产实践。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阈里，“实践”具有两个基本的维度：个体实践和社会实践，比较起来看，社会实践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从逻辑谱系维度上审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实践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从而更好地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向前发

　　展。

　　解蔽与重释：当代西方学者论“马克思与正义”

　　李兵姜素萍

　　摘要：在当前“全球正义”的对话契机下，关注可能的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已成为一种事实。深挖当代西方学者研究“马克思与正义”的主要观点，解蔽与重释资本主义剥削是否正义、马克思以何批判资本主义、正义自身的限度三个基本问题，进一步探究马克思正义观的历史唯物主义内涵，能够为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提供理论资源和重要参考，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 70 年经济发展与城乡劳动力就业的关系探析

　　吴绮雯

　　摘要：经济发展与城乡劳动力就业的关系在新中国不同历史阶段表现不尽相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农村富余劳动力处于“隐形”失业，国家大规模工业经济建设必然导致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和就业转移，加上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大量城市人口，从而造成城市就业的巨大压力。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导向下，城市消费品供给和就业都受到很大制约，不可能实现充分就业。实行改革开放后，成功地将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口红利。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开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中高端产业结构转型;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快，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经济新常态下走创新发展道路成为必然的选择，这就要求加快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更充分就业。

　　基于人民需求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70 年四重实践路径探析

　　孙珊

　　摘要：着眼人民需求视角是服务型执政党的本质需求。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动主体，在新时代大众化过程中要立足于人民视角，充分考量人民需求，让人民在解决实际问题、满足自身需求的前提下认同、理解、掌握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时代条件下，基于人民需求视角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向纵深发展，可聚焦以下四重路径：一是注重传统文化植入，与人民群众常识系统结合;二是加强理论创新，与人民群众话语体系契合;三是紧扣实际需要，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融合;四是围绕目标导向，与人民群众愿望需求吻合。

　　自治、法治和德治“三治融合”：构建乡村有效治理的新格局

　　左停李卓

　　摘要：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部分，乡村治理的好坏不仅事关乡村的良性发展，还体现着国家治理水平的高低。那么，如何构建治理有效的乡村治理格局就成为了新时代乡村治理必须回应的核心议题。地方的实践探索表明在构建治理有效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进程中，国家必须提供组织基础和制度保障，坚持以自治为基础、以法治为原则和以德治为特色，来构建“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从传统单一管理向多元合作治理转变。“三治融合”的判断与架构，契合中国乡村治理的客观实际，有助于激发乡村治理的活力，找回乡村发展的自主性。

　　乡村振兴中“治理有效”的实践路径与制度创新

　　——基于陕南汉阴县“321”乡村治理模式的分析

　　李博杨朔

　　摘要：治理有效作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和善治的基本目标，对于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陕南汉阴县的“321”乡村治理模式作为“治理有效”的重要探索，实现了治理主体从纵向一体化的治理功能向纵横一体化治理功能的转型，乡村治理的重心下移并形成了多单位治理格局;这一治理模式通过自治平台的建设，使村民自治能力获得了有效提升，并且以法治为保障促进了三治合一治理体系的形成。治理有效作为乡村治理的基本目标，应该具备治理主体的协同化、治理方式的精细化、治理手段的复合化和治理目标的现代化等特征。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问题研究

　　——基于 s 省试点实践调查

　　伊庆山

　　摘要：在“生态宜居”指导下开展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是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成效取决于政策驱动、利益获得、环境理性、技术创新、社会基础强化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从 s 省首批国家垃圾分类治理政策试点实践情况看，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制度化建设迅速、完整，规范化水平较高，但由于农村主体性缺失、农民公共性不足、财政依赖性强、技术适应性弱等困境，造成制度设计与实践效果相悖离，严重制约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工作。为此，通过有针对性地落实多元资金保障、培育农民公共精神、强化多元规则之治、鼓励技术创新等综合措施，提高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有效性，才能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工作真正发展成为一种新时尚。

　　精准扶贫与特色小镇建设的对接研究

　　杨靖三何建敏

　　摘要：精准扶贫与特色小镇建设在产业培育、城镇建设、生态保护和文化提升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对接的优势。两者的对接在特色培育、要素配置、政策配套和公共服务等方面也存在制约的因素。为了实现二者的顺利对接和良性互动，应立足地方实际和需要，持续改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增加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为两者对接注入文化内涵;健全金融扶持机制，拓宽融资渠道;健全政策扶持体系，构建两者政策扶持的对接机制。

　　现代信息技术对中国传统文化产业的双重影响及应对之策

　　李喜云　徐丽

　　摘要：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传统文化产业在资源属性、要素配置、市场适应、经营管理和传播方式等诸多方面构成冲击，具有解构作用，但又有利于传统文化产业进行转型升级，在同其他文化产业的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针对现代信息技术的这种双重效应，应积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整理和保护;提升传统文化产业的文化创意能力，加强其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加强新媒体传播平台建设，培育传统文化产业品牌;针对网络媒体新环境，健全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市场整合优势，培育文化产业消费市场。

　　中国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的路径研究

　　吴子熙

　　摘要：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打造全要素市场机制，优化实体经济发展环境，提高企业技术推广和创新能力，是中国推进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所在。然而，面对能源和原材料以及劳动力价格高位运行，实体经济面对严峻的成本压力。采取切实措施降低经济发展中因政府征税、收费和其他要素垄断交易而带来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不仅有助于健全和优化市场机制，而且可以有效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作为一种生存状态的逃避——《逃避统治的艺术》的理论价值探析

　　王晓毅

　　摘要：以东南亚山地为背景的《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为人们提供了对山地族群生存策略进行了解的一种全新的解释视角，从生计、政治和文化，山地族群发展出完整的逃避策略。斯科特的这种解释打破了将社会看做是单一线性发展的理论，重新构建了边缘地区少数族群与谷地国家的关系，并对国家建设、现代性等政治学和人类学的热点话题产生了广泛影响。虽然这本书也存在将多样性的历史进行简单化的处理、忽视了山地族群与谷地国家的复杂关系以及作为历史著作历史资料不足等问题，但是作为斯科特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结论不仅激发人们重新思考二战以前东南亚山地族群和谷地国家的关系，也激发人们思考当今社

　　会中主流与非主流的关系。

　　把寺庙搬下山：在直接互动中获得社会空间——对斯科特的一个补足性反思

　　郑少雄

　　摘要：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出版后，引起学界较多的讨论，本文是对斯科特的一种补足性反思。不同族群、文化之间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遭遇，并不必然表现为抵抗、逃避或同化，毋宁说人类也在相互遭遇时创造协商、合作及共存的可能性。清末民初的康定土司以及四川康区东部一个半农半牧社区的寺庙即为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21 世纪以来，该寺庙从远离社群的山上搬到河谷的交通要道及社区附近，目的之一是主动将自己置于方便地方政府监督的位置，以此获得政府信任及其赋予的较为宽松的管理和发展空间。寺庙下山之后，通过复办“公办民助”学校和组织社区的神山祭祀，成功地恢复了历史上的社区一体性，重组了自己熟悉的族群社区生活，并且维持了文化差异性和自足性。

　　藏彝走廊北端山地居民的政治与文化选择

　　李锦

　　摘要：斯科特将藏彝走廊北端，即“部分四川”划入赞米亚地区，将这里的山地居民与东南亚山地居民视为以“逃避统治”作为生存方式的人群，与藏彝走廊北端的历史事实并不符合。藏彝走廊北端的山地居民很早就建立了自己的地方政权，并在与不同类型国家的接触与文化互动中做出了自己的政治和文化选择，其对于国家政治和文化的选择是主动积极且富有成效的。

　　陶令不知何处去——评述斯科特的赞米亚研究

　　郑鹏

　　摘要：正如杜赞奇的溢美之词，《逃避统治的艺术》“可能是迄今为止詹姆斯·斯科特最重要的著作”。本文将对这部重要的著作做出述评并指出其中可资借鉴之处。首先，本文讨论“赞米亚”的方法论意义。其次，对斯科特为赞米亚研究设定的主题——非国家空间的再生产(正当性与可行性)进行论述。最后讨论赞米亚研究的学术意义与现实关怀。

　　论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中国家责任之定位

　　谢冰清

　　摘要：中国的长期护理需求已从纯粹的个人风险或家庭风险，演化为一种社会风险。以国家兜底责任为核心的制度模式已难以因应，国家角色亟待转变。国家独力承担财政与供给之履行责任，并不适合中国当前的经济、文化和国情，应当从兜底责任转向保障责任。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分散社会风险，并藉由社会多元供给方式，将给付责任分担给社会整体承担，国家对给付结果与目标实现承担保障责任。国家应当制定相应的长期护理社会保险法律规范作为制度性保障;在财源上承担部分财政责任，以保障制度顺利推行;通过持续监督与管制等措施，确保护理的品质与给付的可持续性。国家角色从给付者、执行者朝向规划者、监管者

　　转变。

　　系统论视域下刑事立法的失调及其修正

　　熊永明刘洁杰

　　摘要：中国刑法的修正在科学性、时代性、严密性等方面得到了改进和突破，但是也存在立法失调现象，具体表现为前置性法律规范缺失、刑事处罚不平衡、刑法内部规定之间不协调、刑法与非刑法之间不协调。刑事立法之所以失调，客观原因是不可避免的，也即社会生活的纷繁复杂和丰富多变必将引起刑法的相应修改，但主观原因则有系统性理念贯彻不力、立法技术相对有限、学界主观认识不足等。为此，有必要从系统论视域来强调刑事立法的协调性，提高刑法修正水平、加强立法评估和强化刑事立法的梳理，从而呼应民法典编撰所体现的法典化、体系化趋势。

　　现代国家治理视域下压力型体制的责任政治逻辑

　　马雪松王慧

　　摘要：基于现代国家治理角度审视压力型体制，可以推进压力型体制研究内容的拓展与理论阐释的深入，进而揭示压力型体制的治理要求与治理路径。根据责任政治的构成要素与内在环节，可从权责结构、职责界定、究责机制、督责举措四个维度考察压力型体制的责任困境。对此，应在科学划定权责关系的基础上正确看待不同主体，在促使公共权力符合相应职责的基础上强化职能重构，在协调刚性与弹性、决策与执行、规则与绩效的基础上推进责任追究，在督促并引导主体落实各自任务的基础上实现督责目标。

　　乡村振兴背景下原子化村庄公共事务的治理困境与应对策略

　　刘启英

　　摘要：工业化、市场化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使中国农村社会从传统封闭结构逐渐走向现代开放状态，乡村社会青年劳动力的外流造成了乡村社会人口结构的“空心化”和社会关系的“功利化”，加剧了村民的“去组织化”状态与“合作化”困境，导致原子化村庄公共事务治理陷入政治权威的分散化、参与动员动力不足、资源争取能力弱化、公共精神逐步衰落等危急之中。因此，需要再造原子化村庄的体制性组织，重塑体制性组织的权威;建立村庄新型社会组织，培育现代农民之公共精神;推动原子化村庄的公共性建设，重塑乡村社会之文化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中国能源战略

　　杨昊杨文淼

　　摘要：能源政治中包含着两层安全与利益关切，一层指向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另一层指向人类整体安全和共同利益，两者之间相互交错，共同发展。上述两层安全与利益关切对国家能源战略提出了要求，即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国家能源战略。在全球化出现波动，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浪潮兴起的时代背景下，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国家能源战略，一方面有助于中国实现能源安全和稳定的战略目标，另一方面，这一战略选择为中国引领全球治理，实现整体安全提供了实践路径。

　　中古胡姓郡望的成立与民族融合

　　龙成松

　　摘要：郡望的成立、崩溃与中古士族社会相始终，而胡姓郡望的成立还具有族群认同和民族融合的意义。中古胡姓郡望的成立，沿着“实”和“虚”两条路线发展，在整个胡、汉郡望体系中占据着一定的比例，其中一些还形成了与汉人大姓分庭抗礼之势。胡姓郡望的成立与汉人社会的认同密切相关，在不同的书写话语体系、接受对象中，胡姓郡望所获得的社会认可并不相同，而且还存在自认、他认、互认等不同的情况。胡姓郡望的形成，对于胡、汉地域空间关系的整合，可以说是塑造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这从孝文帝的“河南洛阳人”和宇文泰的“武川同乡”两种模式中可以窥见一斑。中古时期胡、汉民族大融合的进程存在多条认同路径和叙事模式，而郡望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中古胡姓郡望的成立、虚化、趋一，实质即胡、汉民族关系的调整和融合。

　　中古士族的谱系建构与北朝隋唐胡汉认同——以韦氏墓志的追祖方式为中心

　　马建红

　　摘要：以韦氏墓志所见，追祖至华夏炎黄这类上古神话人物作为中古士族谱系建构中攀附先祖的方式之一，集中出现于北朝。这不仅仅是胡汉家族追求世系源远流长的心理需求所致，更是北朝民族融合中胡汉认同的不同心理在谱系建构方式上趋同的结果。对于汉化的胡人而言，只有认同了华夏族最具标识意义的神话人物——炎黄，才算是认同了华夏文化;对于“土著汉人”而言，只有证明了自己是黄帝后裔，才是正宗的汉人;对于被赐以胡姓的汉人士族而言，虽有表面的荣光和对胡族政权的认同，但在文化上还不能对其形成完全的认同，遂以墓志的形式建构其谱系以表示对胡化的拒绝，这是历史上民族认同的必经阶段。隋唐以后，

　　随着民族融合的加深和胡人汉化程度的提高，汉人士族对胡人的认同不断加强，谱系建构中追祖至炎黄神话人物的方式总体上已渐行渐远，趋于淡化，甚至直接被抹去。即使在一些墓志中还保留了这种追祖方式，其价值和意义也已不是如北朝时期是为区别胡汉，而是满足追求家族世系源远流长的需要，历史上民族认同与谱系建构的互动关系，不失为更深入全面地去分析中古士族谱系建构的另一新视角。

　　新时期四十年文学中的河流危机叙事及意义

　　蒋林欣

　　摘要：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生态环境遭受到严重破坏，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河流生态危机、文化危机愈加凸显。作家们承续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热切关注现实问题，纷纷将目光聚焦土地与河流，反复书写洪流滚滚中的苦难、抗争与新生，河流污染、改道、干涸等生态危机，以及那些因河而生而兴的传统生活方式、地方文化、民族文化的溃败消亡等河流文化危机，涌现出一批为大地立传、为乡土代言、为河流呐喊的史诗性作品。其中有追忆，有哀叹，有反思，有呐喊，表达了新时期文学丰富而深沉的河流生态忧患、乡土文化追怀与现代文明批判。这在当代文学生态意识觉醒、重返现实主义、文学审美追求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

　　有限性、可逆性、超越性——中国当代城市小说的生产

　　高志

　　摘要：新时期以来，城市小说多元化，突破了二十七年文学的阶级斗争范式，拓展了写作空间，但是阶级二元对立模式和乡土文化仍然成为城市写作的幽灵，因此，不能简单地将新时期城市小说视为现代城市文明的产物，更不能盲目地认定城市小说完全是战争和革命思维的产物。城市小说通过通俗小说、日常生活书写和身体写作等方式，探究城市与人、人与人、城市与风格和城市与现代性关系，但是其受到中国城市发展程度、社会控制力度和出版发行机制的控制，城市小说多维发展面向受到制约，其自由度、广泛度和挖掘的深度受到束缚，因此对城市小说的发展采取二元对立的褒贬态度是不科学的。城市小说的未来面向与城乡的

　　发展、网络技术更新、虚拟技术完善、地域特征彰显和文化传承密不可分，城市与书写是互动的关系，具有相互生成的意义，而不能仅仅用反映论或本体论来概括，书写可以超越具体城市边界，它以想象力创造城市。城市本身也会影响城市写作，不能从单一的线性历程看待它们之间的关系，而应勾勒城市和书写之间的可逆性和互动性关系。